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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甭管什麼監獄，都是對人的尊嚴的一種損害。然而犯人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負責預審的人以及案結後遇到什麼樣的獄卒。我聽手下的人說，坐過西德監獄的人向他們講述了單身監禁對精神的折磨。我從來沒有去過東德的監獄，但可以想象，裡面的條件一定非常惡劣。溫克勒對自己被驅逐前1年零1個月的受審及獄中生活的敘述表明，犯人的尊嚴根本得不到尊重。成千名坐過獄的人皆有同感。溫克勒後來組織人參觀國家安全部及它管轄的監獄。我倆逐漸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溝通。

聽了溫克勒的經歷後，我再次為國家安全部內醜陋黑暗的一面感到無地自容。長期以來，我一直是該部的一位高階官員。在遇到揚卡時，我也是滿面羞愧。他是一位老共產黨員，父親的戰友。他訴說了1956年動盪後他受到的迫害和在獄中的經歷。他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包岑監獄。1989年12月，我和揚卡主持了德共全國代表大會，試圖把統一社會黨改造成一個民主社會型的政黨。我參與起草了一份關於斯大林時期以及東德歷史上所犯的罪行的報告，並向東德人民表示道歉。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和我的繼任人格羅斯曼多次說過，我們情報局不能迴避自己在鎮壓國內人民中應負的責任，並希望能夠得到人民的寬恕。

利用強大的國家安全機構來對付持異議或是想移居海外的本國公民，完全踐踏了共產主義創始人的美好理想。改革的機會就這樣被白白地浪費掉了。時至今日，我仍為自己當初的沉默感到內疚和痛苦。

我極不贊成任何蠻幹的行為。可我們有些“友好”謀報機構卻不這樣想。一天，我接到保加利亞柏林站站長打來的電話，請我找個可靠的醫生，幫他們處理“一件難事”。在我一再追問下，他只肯說：“有點貨想出手，擔心壞掉。”

我馬上明白了。保加利亞人一定是綁架了誰，而且給他注射了麻醉劑，可忘了監測麻醉劑的藥勁。我們找到一個為國家安全部做事的醫生，把他送到保加利亞使館。這種人見過世面，不至於一上來就被嚇著。大約一個小時後他打電話告訴我說：“太晚了！那夥笨蛋給他注射的劑量殺死一匹馬都有富餘。他們把人塞到汽車行李箱裡。一沒空氣，二又注射了大量的麻醉劑。不死才怪呢。”

電話鈴又響了。這回保加利亞的這位站長的聲音聽上去有點微微發顫。剛剛不慎結果了一名叛逃者的命，現在他自己的腦袋也有可能搬家。想必他們剛把藏在西德的此人綁架出來，準備送回索菲亞審判。

“能把貨留給你們處理嗎？”他請求說。

“那可不行，”我一口回絕了他。

我倆在電話上爭執了一會兒，最後決定把問題提交給米爾克。米爾克說，處理屍體是保加利亞人的事。趁屍體未僵前，我們趕緊讓保加利亞人把它拉走了。不管我怎麼解釋，人們似乎也不相信我沒幹過這種事。我在本書中透過一些例項已經解釋了我們的手法。顯而易見，一個卓有成效的諜報機構不需要捲入不得體的“溼活兒”一類的行當或使用什麼安眠藥。只有那些不想相信我，或希望現實生活中確有邦德（扮演007的男主角）這種人的人才會對我的解釋充耳不聞。

不過我知道，斯大林死後，蘇聯人仍有一個部門專門負責研究各種稀奇古怪的暗殺辦法。連克格勃內的許多人都不大清楚有這麼一個部門。除了用有毒子彈射殺了班德拉外，克格勃還在柏林綁架叛逃人員特魯奇諾維奇未遂時將他幹掉。特魯奇諾維奇是俄國流亡海外人士組織……全國工人聯盟……的領袖。有一回克格勃派了一個人到東歐各國巡迴兜售他們的秘密武器，如不留痕跡的神經毒氣，塗在門把兒上的觸控式毒藥等。我從他那兒拿來的惟一一樣東西是一小瓶“誘供靈”。他活像一個走家串戶的推銷商，滔滔不絕地誇這藥是“一絕”。多年來我一直把這瓶藥放在私人保險櫃裡，從未動過。

一天，我突然對這瓶藥萌生了好奇心，請一位可靠的醫生化驗一下藥的功能。他回來見我時連連搖頭，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這種藥用後倘若身邊沒有醫生觀察的話，你想套出真話的這傢伙要不了幾秒鐘就得玩兒完。”他告訴我說。我們從未用過“誘供靈”。

不論哪一方的間諜都隨時面臨生命危險。冷戰初期，叛逃人員一經抓住，下場往往是受到自己一方的審判並被處決。我聽說的第一個被處決的東德間諜是個叫埃莉的婦女。她是東德總理格羅提握的秘書。1948東德的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合併前，格羅提握曾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在西德的社會民主黨老同事始終抱有一線希望，他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