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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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我們減少了捲入的規模。回想起來，我們投入瞭如此大量的人力和財力，收效卻如此之微，令人不勝啼噓。

美國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陷入眾多難以取勝，而且是非模糊不清的衝突中不能自拔。連美國的公眾輿論都常常認為自己的政府支援了錯誤的一方。在爭奪第三世界的活動中，我們比西方多一點點優勢。由於我們這些國家的議會毫無實權，新聞媒介又控制在政府手裡，我們幹些什麼本國人民無從得知，至少是所知寥寥。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不久，克格勃首腦克留奇科夫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協助他們在這個遙遠的部落國家蒐集情報。這一次我不再退讓。我告訴米爾克，我們在海外已經力不從心。捲入阿富汗的衝突不會帶來任何好處。一口回絕莫斯科提出的任何請求是極不尋常的做法，但這一次我們達到了目的。以後的事態發展證明，避開這個爛泥塘是多麼明智。我們的援助僅限於在阿富汗建了一家醫院，並在東柏林為聖戰者組織的領導人與莫斯科在喀布林的代理人納吉布拉安排會談地點。

我們這些共產黨人都記得列寧在他哥哥亞歷山大因謀刺沙皇被處死後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另走一條路。”我們信奉的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革命理論根本不提倡不分青紅皂白的恐怖主義。在我們眼裡，這種行為和扔塊磚頭砸碎銀行的玻璃沒什麼兩樣。也許當時感覺很開心，可第二天銀行照舊開門營業。70年代末，國家安全部和外國情報局與一些採用恐怖主義手段的組織搭上了線。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委內瑞拉的恐怖分子兼刺客伊里奇·桑切斯（不無諷刺的是，他用了列寧的名字），人稱豺狼卡洛斯以及自稱為紅軍派（RAF）的西德恐怖主義團體。它的兩個頭目分別是巴德爾和邁因霍夫。人們因此也稱它為巴德爾一邁因霍夫團伙。我們與這類組織的關係依具體情況有深有淺。但當時我絕不可能如實把這些關係的深度抖摟出來。

1969年，我們駐開羅使館裡的諜報官員開始與巴解組織的阿拉法特和更激進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頭目哈巴什秘密接觸。當初開始這類接觸完全出自對民族解放運動的同情。我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擺脫殖民主義桎梏的國家中，只有巴勒斯坦人民未能實現自己合法的民族權利。不僅以色列，而且埃及和約旦也剝奪了他們的家園。由於我們當時在民主德國孤陋寡聞，對阿以衝突的複雜淵源幾乎一無所知。雖然在東德盡人皆知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行徑，可連我這個猶太人對以色列建國的歷史都不清楚。

1972年底，東德正式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建立了政治上的聯絡。昂納克在東柏林接待了阿拉法特。這次會見剛結束，我們情報局即收到與巴解組織互通情報的指示。莫斯科對此欣然支援。當時巴解組織即將在聯合國獲得觀察員的地位。蘇聯非常希望同巴解領導人發展多方面的合作。

然而蘇聯人和我們熱衷發展與巴解組織的關係因一件事蒙上了陰影。1972年8月慕尼黑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一個名叫黑九月的巴勒斯坦恐怖團體的成員闖入以色列運動員的住地，當場打死兩名試圖抵抗的運動員，並將其餘9名扣為人質（我們和全世界各國一樣，對這次襲擊感到震驚）。當時任西德內政部長的根舍組織了一次營救，但因計劃不周慘遭失敗。所有人質連同恐怖分子均在這次行動中喪生。事後這次營救行動在西德和以色列受到強烈抨擊。發生在德國土地上的這一事件（即使是在另一個德國）對我們東德人也是一副清醒劑。我們認識到，恐怖分子在國外發洩他們的不滿簡直太容易了。為此東德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從巴解組織的政治立場以及我方安全的角度研究巴解運動的諸專案標並提出一份政策性檔案。我們情報局也有人參加了這一小組。東德給予巴解組織內阿拉法特為首的法塔赫一派半外交地位似乎不失為防止我們自己成為這類襲擊的目標的妥善做法。我們尤其重視確保即將在東柏林召開的世界青年大會的安全。

阿拉法特和東德情報局內主管阿拉伯國家的處長在莫斯科舉行了進一步會談。我們同意幫助巴解組織，條件是它必須結束在歐洲的恐怖活動。阿拉法特一口允諾，並指定阿布·阿亞德（真名叫沙拉夫）今後負責與我們聯絡。此後不久，巴解戰士來到國家安全部在東德鄉村的秘密營地，接受諜報與反諜報，操作槍支、炸藥以及游擊戰術方面的訓練。通常向民族解放組織提供的培訓無外乎這些內容。除我們情報局外，安全部的另外兩個局也參與了這項工作。一個是HA…2局（負責反諜報），一個是主管軍事使命和軍訓的AGM局（國家安全部部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