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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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61年，信奉馬克思主義。軍事方面，我們樂於讓古巴人在這場政治背景複雜的戰爭中負責戰略的制定。古巴人剛到那會兒士氣還是很高昂的，對卡斯特羅派他們到世界另一個半球打仗感到驕傲。他們肯動腦子，對游擊戰又熟悉，仗打得很漂亮。然而安哥拉的戰爭始終難見分曉。安哥拉人民飽受戰火，國家遍體鱗傷。中央情報局和得到蘇聯支援的古巴人各支援一派極有可能延長了安哥拉人民的痛苦。
在衣索比亞，當地的蘇聯和古巴諜報機構覺得我們不過是潛在的武器來源而已。莫斯科的立場是儘量滿足衣索比亞人的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秘密貿易機構“科科”接管了這項工作。我們還向東德支援的幾個國家的軍方領導人介紹了什麼樣的西方技術和電子武器最適合非洲嚴酷的氣候。有幾次由於情況緊急，還透過“科科”直接為它們搞到了急需的裝備。
我們在安哥拉化險為夷的同時，衣索比亞的局勢卻日益惡化。和蘇聯人和古巴人一樣，我們沒想清楚目標是什麼就捲入了這個國家。當時衣索比亞境內有兩場戰爭。一場是同鄰國索馬利亞的戰爭。索馬利亞原是蘇聯的盟友，1977年轉而投靠美國人。另一場是同爭取獨立的厄利垂亞的戰爭。這兩場慘烈的戰爭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遠非我們所能影響，更不要說左右了。我們對越來越深地陷入非洲之角的血腥爭端中束手無策，一籌莫展。一個悲劇說明了這種困境。
1973年，我國領導人決定派年輕的政治局委員蘭貝茨和中央委員會對外聯絡部部長馬爾科夫斯基會衣索比亞，力促交戰各派透過談判達成停戰協議。為了顯示善意，第一步先爭取使厄利垂亞人坐到談判桌旁。這一決定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援。兩人於是和我的副手耶尼克一同動身前往衣索比亞。
蘭貝茨和馬爾科夫斯基從的黎波里乘直升飛機前往卡扎菲紮在沙漠上的帳篷去拜訪他，希望說服他對厄利垂亞領導人施加自己的影響。飛回的途中，直升飛機不幸墜毀，兩人同時喪生。噩耗傳來，我悲痛萬分。我和他們很熟。早在戈爾巴喬夫出現之前，他們就是黨內領導人中贊成改革的極少數人中的兩個。尤其是蘭貝茨，東德知識分子和許多年輕黨員都希望將來有一天他能接昂納克的班。
由於蘭貝茨喪生的地點頗不尋常，人們不禁紛紛猜測，這次事故也許是有人暗做手腳的結果。我也深為關注，親自審閱了有關這次事故的報告。後來查明，利比亞的直升機駕駛員不具備夜間飛行的資格，但蘭貝茨堅持要他當晚送他倆回的黎波里。事故看來確實出在這裡。
受此不幸事件的影響，我們更不願意與利比亞建立直接的諜報聯絡。不過後來的黎波里請我們幫助搞到軍事技術時，我們根據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原則滿足了這一要求。利比亞是這一地區少數幾個有能力，而且願意為索求的技術知識或特殊裝備慷慨解囊的國家之一。除此之外，我們和利比亞只簽訂了另一個重要的合同：由國家安全部內負責提供保鏢的司在東柏林郊外的一個秘密營地訓練卡扎菲的私人衛士。
東柏林為蘭貝茨和馬爾科夫斯基舉行完葬禮後，我的副手和黨中央的另一位官員飛往亞的斯亞貝巴，試圖完成犧牲的同事未竟的事業，透過談判達成和平協議。由於衣索比亞總統門格斯圖的強烈反對，他們此行一無所獲。這實際是一個苗頭，預示著我們與衣索比亞的關係凶多吉少。我們本來是衣索比亞正式請來培訓他們的諜報人員的。可時隔不久，我們說話已沒有人聽。殘暴無比的安全機構內是怎麼回事我們也不清楚。為衣索比亞出力更大的蘇聯人處境並不比我們好多少。
社會主義陣營內惟一似乎能在衣索比亞玩得轉的國家就是古巴。隨著古巴人信心日增，經驗日豐，他們成了非洲大陸上最出色的諜報人員。古巴人懂得非洲人的心態，對形勢有更好的把握。這些都是我們所不具備的。
莫斯科捲入衣索比亞之初即犯了一個錯誤：試圖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它在捲入其他國家的衝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這一錯誤。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極端落後，地形地貌複雜，軍事手段根本行不通。我們和古巴人認為，如果達不成政治解決辦法，開展游擊戰收效會更大。另一點分歧涉及我們捲入的規模。我覺得，集中力量援助一國，如衣索比亞，比四面撒網效果會更大。其實到頭來怎麼做都無關緊要。我們也好，蘇聯和古巴人也好，很晚才醒悟到：非洲的政治家，無論其政治色彩如何，最終都按自己的治國設想行事。我們縱然有各種打算和手腕，也難以改變這一點。7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