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第3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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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革命後不久，我訪問了該國。顯然，我見到的這些青年軍官對他們現在需要扞衛的社會主義只有極為模糊的認識。他們參加革命出於其他的原因，如渴望國家獨立，戰友之情或是換一種名義加強對伊斯蘭教的信仰。一位軍官不無自豪地告訴我，他是一名社會主義者，因為每個星期五他向窮人提供免費餐。我與尼邁裡的會晤不帶個人色彩，只涉及公務。一次我陪他出席一場群眾集會。只見他從吉普車上一躍而下，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講話。講演期間，尼邁裡多次被男人的口哨和女人的呼喊聲打斷，中間夾雜著事先安排好的捧場喝彩。隨後他跳上吉普車，一溜煙地開走了，前後不過幾分鐘的時間。我和內政部兼國家安全部部長的哈馬達拉更熟。蘇丹的警察和諜報人員大多是英國或埃及人統治期間訓練出來的，一副英國人的派頭。進出房間時，他們會在拳頭和肘彎處夾一根短棒，轉身時邁正步走。

我第一次見哈馬達拉是在他家的花園。他身材魁梧，黝黑的面板泛著光亮，顯得非常健康。他一手撫摸著牧羊犬，一手招呼我進來。我與他促膝交談。哈馬達拉冷靜地向我介紹了這個幅員廣闊的國家面臨的複雜問題以及建立一支意志堅強、不偏不倚的安全部隊的重重困難。除我倆外，桌子旁還坐著一個身材略矮，身穿卡其布軍服的男人。見面時哈馬達拉只是簡短地介紹了他一下。他的名宇聽上去像阿拉伯人。以後東德開始與南葉門打交道後，我又見到了他。他叫穆罕默德·穆提爾，是南葉門安全部門的首腦，以後任外交部長。後來因執政黨內的派系鬥爭在獄中被毒死。

哈馬達拉是少數幾位與我有著親密的工作關係和個人友誼的非洲政治家之一。他去東柏林看過我幾次，對自己國家面臨的種種問題以及阿拉伯世界與黑非洲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有著深刻的認識。蘇丹革命前他從未去過社會主義國家，但對非洲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卻有著令人驚奇的成熟想法。他非常擔心尼邁裡會解散革命委員會，投靠西方。“在這件事上你們幫不了我們什麼忙。還得靠我們自己解決，”他陰鬱地說。

哈馬達拉的預測很快成真。1970年，尼邁裡掉轉航向，將哈馬達拉和其他左派人士逐出革命委員會。第二年，左派人士發動政變未遂後，尼邁裡將政府內所有社會主義者悉數逐出。當時哈馬達拉正在倫敦。他不顧我們的勸告，決定飛回祖國，重整旗鼓與尼邁裡鬥下去。然而他乘坐的英航包租飛機被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上校迫降在利比亞。卡扎菲馬上將哈馬達拉和一名隨從引渡給蘇丹。哈馬達拉被判處死刑。後來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他。臨刑前，他一邊吸著煙，一邊與衛兵平靜地交談。一小時後即被處決。噩耗傳來，我悲痛萬分，又一位朋友在正義的鬥爭中獻出了生命。即使是今天，我仍然認為，哈馬達拉的犧牲使蘇丹失去了它的最優秀的兒子之一。他的眼光遠遠超過了他所處的時代和他的國人。在這種動盪的政治局勢下，我們無法繼續作為諜報顧問在蘇丹工作下去。1971年，我們撤回東德，再也沒有返回蘇丹。

撤出蘇丹前不久，我還和本世紀最臭名昭著的僱傭軍頭子之一的斯坦納打了一次交道（和我們賄賂過的西德聯邦議員斯坦納不是一個人）。斯坦納1933年出生於慕尼黑，是個地道的僱傭軍頭子。他幹這一行始於法國外籍軍團。在越南爭取獨立的戰爭中，他所在的特種部隊曾與胡志明的部隊交過手。1954年法國戰敗後，他又跑到阿爾及利亞戰場上施展他打仗的才能。1962年，阿爾及利亞打敗法國，贏得了獨立。斯坦納首次獨自涉足僱傭戰爭是在奈及利亞。1967年，由於不同石油利益集團的衝突，奈及利亞爆發內戰。該國盛產石油的地區打出比夫拉的旗號，宣佈實行自治。斯坦納訓練了比夫拉的突擊隊員，從此與歐洲、中東和非洲一些國家的諜報機構搭上了線。在斯坦納的協助下，比夫拉成了非洲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西德和其他國家的軍火商向這一地區提供了價值2000萬美元的武器，包括當時最先進的眼鏡蛇式和羅蘭式導彈。斯坦納本人有一支數千人的私人部隊，打著畫有骷髏和交叉股骨的旗子。

比夫拉的冒險嘗試失敗後，斯坦納又投入蘇丹南部叛軍的懷抱。這一舉動引起英國諜報機構的注意。英國前駐蘇丹武官、南方航空動力公司的老闆巴納德和他的一位同事杜瓦爾向斯坦納提供了地圖和無線電電臺等裝置。杜瓦爾名義上為西德人道主義組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