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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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密環境中。受此影響，他們常感到別人必須遵守的法則不適用於他們，尤其像中央情報局內同蘇聯打交道的人。他們對敵手的思維方式瞭如指掌，潛移默化地受到對方的影響。特別是有人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或滿腹怨氣時，他對祖國和自己單位的忠誠就會一點點地受到侵蝕。艾姆斯就是一個例子。

1985年艾姆斯正式被蘇聯招募為特務後，負責他的人是蘇聯駐美大使館內克格勃的駐地代表安德羅索夫（克格勃正式派去的官員）。一年後，伊萬·格羅馬可夫接替了他的工作，60年代我就結識了他，當時他是克格勃德國科（第一總局第四司）科長。我知道他懂德語，但一點不知道他還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聽說他去華盛頓工作後，頗感吃驚。他身材短粗，一副眼鏡厚得像瓶底，天性快樂，喜歡高聲大嗓地為克格勃的成就舉杯祝賀。我從未跟他談過他手下的這個王牌特務，但不難想象，剛在敵人心臟安營紮寨的他，看到艾姆斯投上門來會是怎樣的欣喜若狂。

艾姆斯的案子令我大為吃驚，沒想到他出賣情報如此之久竟未被發現，也沒想到美國的反諜報機構無能到這個地步，萬般無奈之中竟然請敵方的情報首腦幫助破案。

或許有人難以理解，我居然願意坐下來和中央情報局的人談。我並不想離開德國，也公開宣佈過不打算移居海外。我根本不接受西德作為冷戰中勝利的一方用他們的法律審判我和我的同事。依我之見，這種做法有報復之嫌。中央情報局建議的誘人之處在於，我可以在德國統一後的最初日子裡暫避風頭。我清楚，統一後的頭幾周或幾個月裡，報復的慾望最為強烈。如果可能的話，我不想去俄國。逃到莫斯科會給公眾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我不願留在一個新的德國。國內要求審判我的人會鬧得更歡，藉此指控我去莫斯科是為了把間諜的名字告訴蘇聯人。1990年我在莫斯科逗留的兩個月裡，外面已經有了這樣的傳言。事實並非如此。我當時最關心的是爭取我本人和曾在我手下幹過的同事、特工和鼴鼠免受起訴，根本無暇在蘇聯人那兒扮演中間人。

當初中央情報局如果願意邀請我去美國，我是會認真考慮的。這不失為一條富於戲劇性的出路，雖然對我來說只是權宜之計。然而我擔心的是，假如不經正式邀請就飛到美國，一旦交易談不成，中央情報局可以說是我自己找上門來的，並以此要挾，逼我按他們提出的條件合作。中央情報局自恃了不起，傲慢地以為我急於投奔他們，不惜置自己於每一個聰明的叛逃者都力圖避免的不利境地：在敵手的領土上談判條件。雖然哈撒韋9月26日就專程來到柏林，我們也備好了行裝，但最後一次會談仍是令人乏味地在原地兜圈子。

無論美國人、俄國人還是西德人都沒注意到，還有一個重要的主顧神不知鬼不覺地加入到這場奇特的拍賣中來。此主兒是以色列人，我是猶太人，一個猶太人在蘇聯陣營的情報機構身居高位是很不尋常的事。準確地說，我只有一半猶太人血統，因為我母親是基督徒。但根據1936年頒佈的種族主義的紐倫堡法，這一半的猶太血統也會使我受到迫害，如果我們全家沒有經法國逃到俄國的話。根據我所受到的意識形態教育以及冷戰造成的敵對與隔閡，我本來應該是以色列的敵人。可我始終對猶太人的事很感興趣。受家庭的影響，我覺得自己是猶太人的後代，雖然我並不信猶太教。

我和特拉維夫的接觸很晚才開始。1989年11月4日，我出席了一次群眾集會並在會上呼籲更換現任東德領導人。在那兒，我認識了一個叫艾琳·龍格的女人。她是一位學者，也是猶太文化協會的負責人。該協會80年代成立於柏林。在此之前的幾十年裡，由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阿拉伯世界站在一起，東德國內的猶太傳統文化受到壓制。我接受了艾琳的一次採訪，採訪內容登在一家以色列報紙上。我還應邀作為來賓參加過她們協會召開的一次會議。除此之外，我並沒多想。

1990年夏天，她突然打電話來，說有一位叫魏因曼的猶太教士想結識我，他是耶路撒冷猶太教正統派中的一位高階人士。那天是星期五，也就是說，猶太人的安息日在日落後就開始了，他來不及登門拜訪我。但我還是給他打了電話。我倆在電話上互致問候，約定下次他來柏林時再見。時隔不久，他又一次來到柏林，稱此行主要是訪問猶太人文化協會。我請他到我位於市內的家做客，他準時到達。此人50開外，戴一頂寬邊黑禮帽。此外，從穿戴上看不出他是一位正統教派猶太人。魏因曼關切地詢問了我的猶太背景，昔日經歷過的迫害，以及在德國面臨的一場政治官司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