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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對於我過去的職業，他十分謹慎，避而不談，但問我是否願意訪問以色列。我開始懷疑魏因曼對我的興趣是否完全出於文化上的原因。不久，我收到以色列《新訊息報》的邀請，要我出訪以色列。
我打聽了一下有關魏因曼的情況。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說，他年輕時曾在摩薩德里幹過。魏因曼本人馬上對此加以否認，說他曾在以軍服過役，但從未搞過情報工作。我倆之間於是電話不斷。我期待著對以色列的訪問，同時想象著波恩、莫斯科和華盛頓看到我在以色列出現的頭條訊息時，會是何等的沮喪。我猜想，摩薩德可能想套到我所掌握的有關巴勒斯坦各派別以及他們活動的情報。其實，這方面的情報我知道得很有限，但我決定到達聖地之後再亮底牌。無論如何，訪問以色列是一條逃離德國的新途徑。對一匹白送的馬，就無需掰開嘴看牙口了。
德國統一前兩週，我突然接到魏因曼的電話。聽上去他情緒低沉，口氣尷尬。他告訴我說，訪問以色列的事黃了。原因是最近出了一本書，批評摩薩德和它採用的手法，結果引起軒然大波。那家報社為此對我的訪問失去了興趣。這訊息來的真不是時候。我頓悟到，以色列人在最後一刻膽怯了，顯然是擔心我的出訪會損害他們與西德之間業已存在的友好關係。無論從我這裡得到什麼幫助也無法彌補這一損失。又一扇敞開的大門砰然關閉，但特拉維夫並沒有完全切斷和我的聯絡。魏因曼打過幾次電話後，我又接到這家出版社的電話，提出晚些時候給我發籤證並提供機票。我讓他們在維也納準備好簽證和機票。幾周後，我打電話核實是否有我的簽證和機票，結果發現沒有。如果在此之前確有一張機票的話，它也被人拿走了。
風聲鶴唳，形勢越來越危急，德國當局迫不及待地想把我送進監獄。天涯何處能棲身？棲身的代價又是什麼？我的面前沒有一條可走的路。時間在飛逝！
第二章 逃出希特勒的魔掌
我的父親弗里德里希·沃爾夫於1888年生於萊因省一個虔誠的猶太人家庭。年輕時，父母希望他長大後當一名猶太牧師。他不肯從命，非要學醫。1928年時，他已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那年他40歲。他選擇這一信仰是曲折一生的結果。他不屬於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影響的那批德國知識分子。由於他的小資產階級兼猶太人的家庭背景……我爺爺是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深受託爾斯泰、斯特林堡、厄普頓·辛克萊、尼采和克魯泡特金等人思想的影響，曾在和平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之間徘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曾在德皇的軍隊裡服役，身負重傷。從軍期間，德國軍官團的冷酷和驕橫深深刺傷了他，助長了他的激進傾向和反民族主義情緒。他對1918年試圖建立一個正義、平等社會的德國革命者遭受的失敗以及魏瑪共和國最初幾年的狀況深感失望，於是接受了馬克思和列寧所宣揚的追求社會和經濟和諧的理想。
但是，我們家一貫有激進的傳統。父親常對我說，他的政治教育從5歲就開始了。那年，他的父母帶他觀看德皇出席為19世紀德國統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修建的紀念碑落成典禮。四周的群眾對皇帝歡呼雀躍，一個個伸長脖子，爭相一睹紀念碑。祖母把他舉起來，繃著臉說：‘弗裡切（弗里德里希的呢稱），你看到的這個人根本不是什麼英雄，他是個射殺工人的好戰王子。”她指的是1848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對德國革命者的血腥鎮壓。我母親埃爾澤也有反叛精神。她是萊因省一個金髮碧眼的女郎，比我父親小十歲。她不顧家人反對，毅然嫁給一個猶太人。
甚至死後，我父親仍然是一個極有爭議的人物。波恩南邊有一個小鎮叫新維德，坐落在萊茵河畔。在小鎮的中心廣場有一塊紀念銅牌，上面刻有我父親的出生日期：1888年12月23日。附近的一條道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紀念他一百年誕辰。這塊銅牌在小鎮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波，因為我父親不僅僅是當地深孚眾望的醫生和劇作家，還是一位堅定的共產黨人。把他這樣的人當做家鄉英雄來紀念，在生活舒適的西德小鎮中並不多見。
東德垮臺後，我終於有機會重歸故里。漫步在位於自己國家另一半的小鎮的街道上，我心中一片迷茫。對於腳下這塊土地，我所知頗多，所見卻甚少。冷戰期間，我從未到過西德。任東德情報首腦的幾十年裡，只有偶爾幾次到過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地方。每次都負有重要的情報使命，通常是與因安全原因無法來東德的間諜見面。
1923年1月19日，我出生在黑興根，一個位於德國西南部產糧區的小鎮。當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