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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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本書在社會上引起轟動,暢銷數萬冊,幾乎成為不懂醫學的人的醫學保健手冊。由於它流傳甚廣,後來竟逃脫了納粹對猶太人著作的禁令。靠這本書的收入,我們全家搬到了斯圖加特一棟舒適的房子裡。斯圖加特是一座藝術氣息濃厚的城市,其歷史可追溯到風氣自由的宮廷時代。
我母親性格恬靜溫柔。然而無論是納粹粗暴的抄家,還是斯大林時代秘密警察對我們的搜查,她都沒有被嚇倒,顯示出她性格中剛強的一面。有一次,她曾收留一個遭通緝的人住在家裡。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是她本人也被逮捕,或者更壞。在莫斯科躲避納粹迫害期間,我同父異母的妹妹萊娜在伏爾加地區被捕。母親聽說後,馬上從莫斯科趕去,把她接回家來。
父親因為有外遇或政治活動,經常不回家。我們是母親一手帶大的。但父親常寫信給我們,教導我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個正直的社會主義者。他的信對我影響很大。毫無疑問,少年時代,他是政治上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母親為他的外遇痛苦萬分。他和這些女人生兒育女,給我和弟弟添了好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他們自己的孩子冷戰時期也是有的在西方,有的在社會主義國家。直到今天,由於父親當年的豔遇,我的親戚遍及德國、俄羅斯和美國。
人們對父親的婚外戀議論紛紛,可我和弟弟康尼倒不大在乎。小時候,父親過上一段時間就會告訴我們,很快就會見到又一位同父異母的弟弟或妹妹。對此,我們早就習以為常。母親對這些非她生養的孩子十分寬厚,把他們當做家庭一員。父母的婚姻並未因父親的婚外戀而破裂,一直保持到1953年父親在東德去世。
父親在政治上極為活躍。1928年,他退出獨立的社會民主黨,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並以共產黨員的身份競選斯圖加特市議員,贏得了百分之二十的選票。1929年,他寫了一個旨在支援人工墮胎的劇本《氰化物》,為此坐了幾天牢。他因這一事件成了德國國內激進政治的代表人物。1931年他再一次入獄,被指控施行人工墮胎手術以謀私利。法院撤銷了對他和另一位被告的全部指控後,他倆離開德國,前往蘇聯。同年重返德國。
我和弟弟康尼被送進一所參照當時思想開明的教育改革者的教育方針辦的學校。校方鼓勵我們接觸農村,大膽思考。因為父母那時都是共產黨員,我和弟弟早在德國時就加入了共產黨的青年組織……少年先鋒隊。我們自豪地戴著紅領巾,傾聽有關“偉大蘇聯”的革命故事。家庭的影響在我和弟弟的一生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過父母的素食習慣除外。同學們午飯盒裡的燻肉和德國香腸令我和康尼饞涎欲滴。弟弟說:“長大了,我非吃整整一頭牛不可!”父母對大自然的熱愛和對身體健康的重視,當然還有他們激進的政治觀點,給我們留下了終身的影響。這反映在西南巡迴工人演出團上演的我父親寫的反映農民和工人鬥爭的劇本里。希特勒上臺前後的那些日子裡,我整天東跑西顛,或為罷工的金屬加工工人募捐,或參加宣傳鼓動活動,或擠在成人堆裡聽他們激烈地辯論政治,儼然覺得自己是一名政治鬥士。
作為父母均是共產黨員的德國孩子,斯大林給我的最初印象是一個既富於智慧,又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好似童話故事裡心地善良的魔術師一般。我常想象生活在“偉大的蘇聯”會是什麼樣子。很多年裡,我一直以為這就是蘇聯的正式國名。我覺得這個國家一定是白雪皚皚的世界,人民善良,還有魔法師暗中相助。弟弟則更善於形象思維。他常常一連幾小時坐在那裡,畫偉大領袖斯大林的肖像。他筆下的斯大林看上去像是童話裡的好漢。
1933年國家社會黨人上臺後,我們在德國開始度日如年。納粹焚燒柏林國會大廈後栽贓共產黨人,德國各地隨後掀起了迫害左翼人士的浪潮。父親既是猶太人,又是共產黨人。為了躲避危險,他逃到奧地利。我家而後多次受到搜查。一次,我沒好氣地頂撞了一個褐衫衝鋒隊員。他把我按在牆上,威脅說,要是我不交待父親藏在哪兒,就把我送進“霍伊貝格”。霍伊貝格是我們這一帶第一所集中營,政治犯都關在那裡。大人們對它竊竊私語。我卻完全不知道這是個什麼地方。當時我還年幼,把納粹和左派的衝突看做是兩撥人打架。我深知這些身著褐色衫的人和我們一家極為不同,甚至根本不是一類人,並隱隱感到自己已經是一名小戰士了。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首次意識到自己是猶太人。一次,納粹又來家裡翻箱倒櫃。那夥惡棍衝進我們的遊藝室,肆意踐踏我們珍愛的玩具和圖書。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