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第4部分 (第2/4頁)

弟弟怒不可遏。母親竭力做出平靜的樣子，以掩飾內心深處的恐懼。事後，她騎車帶我們跑到斯瓦比亞綠樹成蔭的鄉間，看望父親的舅舅邁爾。我們跟他很熟，稱他“老爺爺”。

老爺爺在這個小鎮上素有行為古怪之稱。他原是律師，退休後隱居森林，和養的羊住在一起。他在當地小有名氣，人稱神醫。父親恐怕正是受了他的影響，才從傳統醫學轉向自然療法，並把那本他著的關於自然療法的書獻給了他。我們去時正值逾越節，他只能給我們吃未經發酵的麵包。這樣的食物對於我們這些孩子來說簡直味同嚼蠟。雖然他沒能讓我們飽口福，卻講了許多摩西五經裡有趣的故事，還告訴我們猶太節日的含義。

幾個月後，在瑞士共產黨的幫助下，母親帶著我和弟弟逃到瑞士。德國共產黨此時已被宣佈為非法。從瑞士，我們又到了法國。法國當局把我們當做是“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我們只好藏在布列塔尼一個小島上的朋友家裡。父親隨後也來到我們身邊，他在這裡寫完了劇本《馬姆洛克教授》。這是描寫猶太人在德國遭受迫害的第一部文學作品。還沒等這個用德語寫成的劇本在蘇黎士首演，華沙和特拉維夫的猶太人劇院已把該劇搬上舞臺。劇本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極大成功，蘇聯還根據這出戏拍了電影。1939年該部影片在紐約上映後，父親的名字在美國也傳開了。許多年後，弟弟康尼也以此劇為藍本拍了部電影。

納粹對此很快作出了反應。不用說，在納粹政權下，該劇從未上演過。家裡財產遭沒收，父親的名字被當局列入“有害作品”作家的黑名單裡。此後不久，我們全家被剝奪了德國國籍。1937年，不僅父親受到當局通緝，連母親和我們兄弟倆也受到通緝。我和弟弟覺得自己一下子長大了。如果說一個人的政治觀點可以因一件事而形成的話，對我來說那就是被祖國視為罪犯。

如果不是逃到瑞士的話，我們一家人很可能遭到同其他猶太血統的親戚一樣的命運。他們的名字後來永遠地鐫刻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殺紀念館裡。老爺爺就沒能逃過大屠殺的劫難。莫斯科的一名德軍戰俘告訴我，老爺爺後來被捕入獄，最後死在奧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營裡。那年他已是80歲高齡的老人。

60年後，我漫步在黑興根鎮一塵不染的小街上，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爺爺。看著街上和我年齡相仿的人們，想象著他們在納粹政權下的表現，我不禁脊背一陣發涼。這種感覺只有一個德國人才會有。對於納粹暴行，他們究竟瞭解多少？內心深處又隱藏了多少昔日罪惡的秘密？也許大城市更容易抹去往昔的痕跡，置身德國小鎮，我卻無法排除對自己同胞產生的不愉快的念頭。

納粹此時已凍結了我們在銀行的存款並沒收了全部的財產。蘇聯的庇護救了我們一家。在一個劇作家朋友的幫助下，父親在莫斯科老城區一條建於19世紀的小街上找到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小街彎彎曲曲，曲徑通幽。它的前面就是深受文人藝術家們偏愛的阿爾巴特大道。1934年3月，我和母親、弟弟隨父親搬進新居。

我們開始慢慢適應了這種陌生的語言和文化。同院孩子們的粗魯讓我害怕。他們常跟在我們後面喊：“德國人，胡椒，香腸，泡菜！”，還笑話我們的短褲腿。我和弟弟於是央求母親，非要穿長褲腿的褲子。母親拗不過我們，只好答應。她嘆口氣說：“現在你們該算是穿戴合格的小大人了！”

不過，我和弟弟很快就喜歡上了周圍的新環境。我們這兩個在德國鄉村長大的孩子對繁華的城市生活感到相當刺激。那時候，人們還把葵花籽皮隨地吐在人行道上。馬車咕隆隆駛過街道。莫斯科其實還是一個“大村子”，一個土裡土氣的城市。我和弟弟開始上的是李卜克內西德語學校（這是一所為講德語的孩子開辦的學校，以領導1919年1月德國斯巴達同盟起義的社會黨人領袖的名字命名。起義失敗後不久，李卜克內西即在柏林遭暗殺），以後又轉到一所俄國高中。等我們長到13或14歲時，已經和當地孩子一樣，講一口帶有莫斯科口音的地道俄語了。我們有兩個特別要好的朋友，喬治和維克多·費希爾。他們的父親是美國記者路易·費希爾。我的別名“米沙”就是他們給起的，一直延用至今。弟弟不甘落後，也按康尼的發音起了個俄國名字，叫“科利亞”。

在我印象中，30年代的莫斯科是個明暗交替的時代。城市變化日新月異。此時我已是一個很愛思考的少年，斯大林在我眼裡再也不是什麼善良的魔法師了。然而，莫斯科周圍接二連三拔地而起的高層公寓樓群，街上川流不息的取代了馬車的黑色轎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