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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過節的錢，而且賺到了我們家半年的生活費。
這一年其實我還是個學生，1978年鄧小平啟動了高考改革，原本出身不好的我在父親的鼓勵甚至是斥責之下參加了考試，考出了全縣第二名的成績。結果卻只被錄取在成都師專數學系，雖然不情願，但我還是去了學校上學。而在1979年，我已經是一個大二的學生，又負擔著家庭生活，因此格外艱難。
春節賺到這份額外的錢使我悟到了一個道理，那就是這個社會上可以賺到錢的地方，在於短缺。而且從此我就存了一份心，要下海自己幹。
畢業之後，我分配在本縣的教育局下屬的電教隊工作。但在大學裡，我已經透過鑽圖書館接觸到的西方的很多理論和現象剌激了我，使我不滿足於平淡的生活，因此我總在和幾個兄弟一起討論自己可以幹些什麼。一開始我們想辦一個電子廠，甚至自己動手組裝了一個音箱到市場上去賣，也有人要買。但這個辦廠計劃因為當時的計劃經濟控制而胎死腹中。
第一次的失敗之後，1981年我們又開始了一次嘗試。因為我的父母在縣城附近教書，在農村裡有著相當的威望，所以我們兄弟四個決定到農村去創業，因為我們討論出來的可能是，當時做工業品沒有多少空間，整個流通體系都還是國有的，國有的商店裡不可能讓我們做的任何一件產品進入，而農民則不一樣，只要讓他們賺錢，他們會願意和你做生意。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選擇了養雞。這個生意一開始還不錯，但最後卻因為我們想做筆大生意而毀在一個外行的農民養殖戶那裡。那個叫尹志國的農民，賒賬拿走了我們的小雞，但因為自己沒有養過雞，所以所有的小雞先後都死了。這使我們的創業陷入了困局，現金流完全斷了——因為沒有多少錢，我們養雞的種蛋也是賒的，尹志國訂的小雞數量很大，而我們下的資金也很大。這一下，不僅讓我們不能週轉，而且那麼多小雞要不要接著養下去都是一個問題。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曾經想過逃離。但四兄弟商量之後，我們還是選擇了堅持，為了堅持，我們最後是把小雞賣到了成都城裡，最後勉強保本，結束了第一次創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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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到了鵪鶉金礦
1984年，我的大哥看到了報上說國家從朝鮮引進了鵪鶉。而且已經在四川開始了養殖技術的推廣，四兄弟又商議著把鵪鶉養殖作為我們的創業的專案，而創業的地點就在我們養雞的場地裡。這一次我們終於挖到了屬於自己的第一桶金——並且，我們在新津縣掀起了養鵪鶉的熱潮，並透過不斷的推廣把新津變成了全國最大的鵪鶉生產基地。
八十年代的新津還是個窮地方，人人都想致富，因此第二職業非常流行。我們養鵪鶉致富之後，不斷有人向我們來取經。而出於本能的寬厚，我總是把自己辛苦得來的經驗傳授給別人。漸漸地，鵪鶉養殖在新津越來越旺。這是一個正向迴圈，養的人越多，介紹鵪鶉的人也就越多，吃鵪鶉肉和蛋的人也就越多，到後來，新津甚至成了鵪鶉的代名詞。
在這個過程中，我和兄弟們陸續都全職下海，因為很明顯，生意已經開始做大。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有意識地實現了第一次轉型，因為此時新津鵪鶉專業戶已經越來越多，我們不轉型就可能湮沒在一片專業戶的海洋裡。
轉型的方向是做鵪鶉飼料。很顯然，養鵪鶉的人多了，鵪鶉飼料就會供不應求，但轉型鵪鶉飼料並不容易，我和兄弟們一起學習了動物營養學的知識，並進行了開發，最後實現了轉型。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並沒有放棄養殖的主業，我們養的鵪鶉向種鵪鶉方向靠攏。此時種鵪鶉和鵪鶉飼料成了整個我們的機會。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和兄弟們都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積累。
但是鵪鶉的養殖到了八十年代的後期，在新津已經遠遠超出了理性的範疇。當時的新津，幾乎發展到了戶戶養鵪鶉、家家有鵪鶉的情況。如果作為一個企業，我們當然不需要對這樣的情況負責，但作為鵪鶉的引進者，強烈的社會負責感促使我們對此現象憂心忡忡，我們與一開始支援我們下海的幾個縣委領導商量，在新津寫了一份告全縣人民書釋出，總算使新津的這一場鵪鶉熱沒有出軌——在最高峰的時候，新津的鵪鶉養殖量到了一個瘋狂的程度：哪怕當時所有途徑新津的火車都來運鵪鶉都運不走，這當然是一個危急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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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豬飼料
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們幾個兄弟在新津發展我們的鵪鶉事業，其間我們的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