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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的臨時緊縮），但總的來說，它們是第三世界中經濟持續發展的唯一成功範例。它們的成功突出地表現在：在解決主要經濟政策選擇中，更注重市場價格和競爭（尤其是國際出口市場競爭）的重要作用。自20世紀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以來，其他幾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和泰國——一直積極地向同樣的方向邁進。在這些國家中，政府政策通常是激勵，而不是妨礙市場的主動作用。因為各種特殊的原因，菲律賓顯然是其中的特例：市場和價格競爭已經相對活躍，然而，過去30年的經濟表現卻令人沮喪。
在大多數的其他約140個第三世界國家中，維持著強烈的中央經濟統制論的（statist）、（政府對國民經濟）干預主義（dirigiste）的傾向，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中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殖民主義的運動之間的歷史聯絡。國家在這些經濟體制中的突出作用，還透過它把利益賦予那些追求並最終獲得超越政府機構的那些人而得以增強。由於有古巴、越南、東歐和蘇聯的中央計劃指令經濟的令人失望的經濟表現為依據，在最近幾年中，中央經濟統制論的這種影響已經減小。中央計劃指令經濟在那裡依然存留，並且對傾向於有利於政府，而不利於市場配置，有利於“神學的”或“正義的”或“政府決定的”價格，而不利於市場價格來解決基本的選擇問題產生了普遍的影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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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節：第一章 基本的經濟選擇（8）
如果是完全市場和不完全政府之間，或者是完全政府和不完全市場之間的選擇，那問題將會更容易。事實上，正如已經指明的那樣，實際的選擇涉及到不完全市場和不完全政府之間的妥協。本書試圖表明：如果不是罪惡之間的選擇，那麼充其量就是必定具有缺陷的選項之間的選擇。更準確地說，目的就是要產生一個非市場失靈理論。這樣，不完全的政府表現能夠加以清楚地分析和準確地預測，更接近在分析不完全的市場表現中已經達到的程度。
在思考基本的經濟選擇中，我們應該考慮與每一個選項有關的總的結果，而不是隻與單個選項有關的缺陷②。我們需要懂得：或多或少可以預料的政府缺陷並不亞於市場缺陷。
在這個方面，政治學已經超過了經濟學。儘管有一些證據表明，20世紀90年代政治鐘擺也許出現過倒擺，但美國、英國和德國保守黨政府的重複選舉授權（repeated electoral mandates）就反映了政界對過度的政府缺陷的反應。無論如何，這些反應與其說是分析與理智，不如說是感情和挫折。要是在確定公共政策中分析並不比感情更重要，那麼，我認為值得在它們之間創造更好的平衡。在此過程中，正規的經濟學的內容能夠把握選舉政治的本質。本書之所以更側重於論述政府的缺陷，是基於下述判斷：許多經濟學家、大多數其他的社會科學家和政策分析家所提倡的現代經濟學和政治學在分析市場的缺陷和非市場的缺陷時，通常都把重點放在市場的缺陷方面。矯正一種不平衡需要另一種不平衡①。
我強調政府失靈，並不意味著它們比市場的失靈更嚴重或更不嚴重。更確切地說，這種強調源自這樣一種信念：在經濟學文獻中，市場的失靈儘管已經從邏輯和形式上得以充分地闡述，但非市場的失靈並未得以相似的分析。
因此，儘管下面的章節提到許多的市場失靈，但與更多地暴露非市場失靈相比，它們被有意地簡化了。因為前者在別的地方已經得以充分論述而為人熟悉，但後者——非市場的失靈——卻並非如此。我因此並不對兩者給予同樣的論述，而是有意集中論述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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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節：第一章 基本的經濟選擇（9）
圍繞本書的大體構想，第二章評述了現有的市場失靈理論，並對下面人們普遍熟悉的解釋作了概述：為什麼可以預料市場的結果既不是有效率的結果，也不是配置公平的結果？為什麼公眾對這些失靈的理解可能誇大了事實？
第三章開始論述非市場失靈理論，詳細闡述了政府職能（即非市場部門）供求的內在特徵，以此說明非市場的結果很可能也不是有效的和配置公平的結果。在第三、第四章中，將對所採用的方法作解釋性評論。那個方法一方面包括軼事、資料和經驗，另一方面包括概念（generalization），理論的、折中的、歸納式的綜合。從技術上講，來自政府經驗的例子被引用來說明某些變數方面非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