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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ranois Perroux）就已經預見了這一理論。佩魯認為，如果市場對新進入者開放，並且沒有什麼障礙和限制進入成本，壟斷者將受到可能進入的競爭者（“潛在對手”）的制約，他們將爭奪壟斷了的市場，除非利潤邊際一直低而產出量一直高②。
因此，只要准入的門檻低，壟斷者利益的生產或服務的提供就不必然意味著它將能夠利用壟斷權。以航空為例，甚至服務較差航線上提供服務的壟斷者都已經不能索取壟斷價格，因為潛在進入者和競爭者的存在已經迫使現有壟斷者放棄這樣的做法。因此，在違背航線規則之後，服務較差航線所索取的價格，與服務好並且完全競爭的航線相比，並不具有壟斷價格或壟斷利潤的特徵①。
甚至就熊彼特的動態效率的標準而言，遞增回報和壟斷的市場結構也許並不像通常所設想的那樣，遠遠偏離所希望達到的創新和提高生產率的目標。這裡，由潛在的進入者（競爭者）所造成的市場競爭的影響也許再次把強硬的規則強加在壟斷者的頭上，迫使他們保持高水準的研發（R&D），並維持高速的創新，以便保護他們目前壟斷的市場。潛在的競爭也許因此對實際的競爭具有類似的影響。
在漫長的訴訟之後（在此過程中，巨大的公司被裁定違犯反托拉斯法），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的失利提供了前述的兩種市場失靈——外在性和遞增回報——衝突之間的一個有趣的案例。為了矯正市場失靈的一個根源（遞增回報），法院也許已經制造了另一個根源（外在性）。因為意識到在一個面臨遞增回報的行業（通訊）中缺乏有效的競爭，法院已經用從進行研發和創新而獲利這種狀況來替代它，以前大部分利益都被巨頭AT&T內化了，而現在大部分利益都向外流向了行業已被分割成的七八個區域性公司。因此，對通訊業新的競爭實體而言，在研發和技術進步（就像AT&T以前所做的那樣）上的進取心就被削弱了。各種阻礙也出現了，因為研發而產生的外在性：競爭者能夠搭由任何一家企業承擔研發費用的“便車”。相比之下，當AT&T控制整個市場時，研發和創新的結果由單一的公司獨自內化，它既產生這些結果，也從中受益。因此，避免了“搭便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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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節：第一章 基本的經濟選擇（16）
同時，當每一個新的區域性公司與其他公司競爭以佔據更大的市場份額時，AT&T的敗訴也許能激發起技術效率和X效率。因此，敗訴判決一方面可以透過增強競爭而促進技術進步；但另一方面，同樣的判決也可以消弱這樣的進步，因為隨之產生的外在性和“搭便車”問題會削弱研發和技術創新的動力。
AT&T的案例代表了公共政策領域一種常見的現象。由旨在糾正一種缺陷而引發的公共政策努力也許恰恰引發了作為副產品的另一種缺陷。在通訊業中建立起來的市場結構改變的情況下，將如何計算市場失靈的這兩種根源——外在性和遞增回報——之間的利益平衡，還要拭目以待。
市場的不完善
只要完全市場的價格、資訊和流動性特徵與實際市場的一般特徵具有實質性差別，由這些市場而導致的結果將是不會有效率的。這裡，政府幹預的理由再一次出現了。只要價格和利潤率因為某種原因並不表示相對短缺和機會成本，只要消費者並不是平等地擁有生產和市場資訊，只要所有的生產者並不能平等地獲得有關市場機會和生產技術的資訊，或者只要生產要素的運動取決於生產者對這種資訊的依賴能力上，那麼，市場的力量將得不到有效分配，而且經濟也將低於其產能水平之下。而這些前提條件大量地存在於欠發達國家的經濟之中，並且確實是更發達國家經濟中沒有遇到的。的確，儘管這些不完善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於所有的市場之中，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它們突出地存在於某些市場中。在這種情況下，公共政策則意味著即便不能削除，也是為著減少這些缺陷：促進資訊的有效性、降低准入和流動的門檻，等等①。
然而，一旦發揮市場有效功能的眾多條件不存在，改善某些（市場功能）將並不必然提高整個市場的效率。結果，市場缺陷的政策內涵也許是含糊不清的②。專利的法律保護是一種市場不完善甚至會促進市場效率低下的例子。在這種情況下，市場不完善限制了對專利而產生的技術資訊的獲取，由此造成了短期的效率損失，因為那些不擁有專利的公司，由於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