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掃黑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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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的糧食達400多萬擔，糧船13000餘艘，從事運輸的水手達二三十萬人之多。這些水手主要來自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中的赤條漢子，倍受清廷漕運官軍的欺凌盤剝。一些俠肝義膽水手不甘默默忍受欺壓，於是秘密團結起來反抗漕運官軍的欺侮，在兄弟們中間相互接濟照應，並在“反清復明”號召下，秘密結成社團組織達300餘個，為形成大規模的青幫幫會奠定了基礎，當時，有翁德惠、錢德正、潘德林三人流落在杭州一帶傳播羅教，並各自建庵供奉佛象，吃素唸經，廣泛宣傳羅教教義。因三鷹靠近運河，水手們經常三五成幫聚到三庵聽其傳經佈道，由此傳播到運河南北，並在羅教思想感悟下，團結到“反清復明”的旗幟下，組建成“安慶道友會”，青幫正式成立。內分兩大派：一稱主幫，系浙東溫州、台州人；一稱客幫，系皖北、江北人，也稱“巢湖幫”。青幫日漸勢大，從運河兩岸向京津、河北、河南、山東、江蘇等地擴充套件，形成了全國性的幫會組織，先後以反漕運官軍、包運糧秣、聯合罷工等形式，不斷舉行反清鬥爭。1771年，青幫首領山東臨清的王倫領導的起義爆發；1851年，青幫在安徽巢湖舉行起義；太平天國首領張宗禹依靠青幫力量，在河北與山東運河交界地段，與清軍展開了大規模的武裝爭鬥。辛亥革命爆發後，青幫成為同盟會團結爭取的重要物件，很多青幫派別投入了推翻清王朝統治的鬥爭。同盟會重要領導人陳其美利用青幫頭子杜月笙與黃金榮的特殊關係，委託他們為革命黨幹了許多暗殺、營救、籌資等工作，並在上海成立了“中華共進會”。武昌起義時，各地青幫大部成了革命黨的重要武裝力量之一。

青幫與紅幫相融合，併成為危害社會的惡勢力，是在清政府將漕運改為海運之後，當時，成千上萬的水手失業，一部分投奔了太平天國和清軍，大部分則聚集在兩淮一帶，從事販鹽、販毒、劫掠、包賭、包娼、販賣人口等活動，並與紅幫中的袍哥會等惡勢力沆瀣一氣。由於青幫從兩淮販鹽主要運往湖廣或安徽、浙江一帶出售，須借用紅幫地盤和勢力；同樣，紅幫從內地走私鴉片等貨物銷往沿海各碼頭，也要靠青幫從中保護、協助。由於兩幫合作默契，久而久之便融合起來，於是，雙方均出現了身兼兩帶頭目的人物，如號稱“長江三龍”之下，的陳金龍，既是哥老會的大首領，也是“安慶道友”通字輩大人物；青帶頭子徐寶山，同時也是紅幫中的頭面人物。兩幫部屬逐級效法，雙方乾的罪惡勾當也就“青紅不分家”了。

綜觀近代幫會組織，上述是勢力最大的幾家，其它散佈在各地的幫會還有不少，但多數與這兒家有關係或是他們的分支或交種，且大部未沿襲下來。這些幫會組織雖然後來都成了社會的毒瘤，但在近代史上革命鬥爭中所起的進步作用，也是不可否認的。

幫會勢力為歷代統治者又打又拉操縱利用的“怪胎”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除被統治階級尊為正統的教會如“正一道”、“全真道”外，大多數道教、幫會被視為邪教、異端嚴加鎮壓；而一旦成了“氣候”時，則又被拉攏利用為統治者服務。特別到了近代，各幫會山頭林立，勢力遍及各地，橫行大江南北，愈加成了各種政治力量和統治者又打又拉操縱利用的“怪胎”。

其實，說怪不怪。在社會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各種政治力量都想左右局勢，一統天下，都知道武裝勢力、經濟實力意味著什麼，象幫會這種組織體系嚴密、經濟實力雄厚、對敵不擇手段、亦人亦鬼、好勇鬥狠的強大勢力，誰不去拉攏利用，誰就甭想搶奪天下或坐穩江山，難怪有人說，幫會勢力是靠五毒俱全橫起來的、惡起來的、打出來的、捧出來的。倘若剖開這種社會毒瘤的內幕，其橫、惡、黑、狠、毒便昭然天下。

組織體系嚴密，幫規會律森嚴

各幫會組織由於開山立堂的背景、目標、習俗等不盡相同，所以在組織結構上也有所差異；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職位設定、稱謂、分工上也隨之變化。如洪門早期組織體系，多仿照朝廷或軍隊中的職銜設立，分“內八堂”、“外八堂”：“內八堂”為京官，“外人堂”為散將。從宰相、尚書、總督一直封到提督、中軍、守將、侍衛等職。發展到後來，這種職銜稱謂逐步轉化為各幫會通行的江湖稱謂，雖然各幫流派都有些差異，但大同小異，萬變不離其宗，基本組織體系設立如下：山主、副山主——系各山堂正副首領，內稱龍頭大哥、大爺或大龍頭、大路元帥等；香主——系負責幫會內部人事、財務、參謀、祭祀、執法等方面的總管家；先鋒——系負責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