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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士林的不言之教。甘泉與陽明的最大區別是甘泉以志顏回之學為主,陽明以志伊尹之志為主。甘泉本不想去參加科舉,奉母命,入南京國子監,弘治十八年參加會試,考官楊廷和等人說這個卷子肯定是陳白沙的學生做的,拆開糊名處一看,果然是,置第二,選為庶吉士。當時,陽明是兵部武選司主事,也在北京,兩人“同構”遂一見大相契悅。
陽明對人說:“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
甘泉對人說:“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
陽明時年三十四歲,所謂從宦三十年,是從跟著他父親旅居京華算起。當時的名公巨卿,如李西涯(東陽),文學名家如前七子等,陽明可謂閱人多矣,但都不足以引起王的由衷的敬佩,因為他們的聖人氣象不足,只是明星而非至人。而王的意向又在此而不在彼。七年後,陽明這樣總結湛甘泉的“意義”:他是真正體現聖人之學的典範。是今日之顏回。因為他唯求“自得”。是王的真正同志。
甘泉則這樣概括王的思想歷程:“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這個過程也是王氏本人及王門弟子並不諱言的。現在俱往矣,陽明已覺悟於前又正好有了可以相互發明聖學的同志,用陽明自己的話說:“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別甘泉序》)
孔夫子辦學的特點是造成一種“場”,讓學生們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本人的啟發點撥只是引路確定高度,他確定的師友之道就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陽明和湛甘泉都以為他們的相會和講論正符合夫子之道。
然而,換了皇帝了。靜養身心之學的大氣候一去不復返了。陽明也有機會從邊緣走向中心了——但,不是受重用的中心,而是受迫害的中心。他出了名——上了奸黨榜。
第五回 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
1.皇帝父子
弘治皇帝於1505年5月即弘治十八年五月駕崩於乾清宮,年僅36歲。遺詔太子厚照即帝位。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受顧命,弘治拉著劉健的手叮囑道:“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先生輩可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個好人。”(《孝宗實錄》卷224)直到正德皇帝趕走劉健時,劉還哭拜先帝,為未能把正德教育成個好人而深感對不起先帝。
成化,弘治都算承平好皇帝,尤其是弘治是大明十六朝最仁慈最儒家化的好皇帝。但是,正德的那些不同尋常的弊政都孕育在這貌似承平的時代,主要是皇帝越來越不顧自己的政府,皇帝更像個普通的謀求特權的官僚,在與國家,政府爭奪權利,他們只對自己的小金庫有感覺,更熱衷於直接任命自己的親信(即所謂不經吏部而直接傳旨任命的“傳奉官”),從成化到正德這祖孫三代,都對國家事物不感興趣,他們倒像不情願的從而消極怠工翫忽職守的〃打工崽〃,他們對權力的感覺酷似無賴的權力意欲,即只想著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權力只是用來滿足快樂的工具,此外的意義他們便不感興趣也不想知道,與同時期的西方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君主形成滑稽的對比。中國的這幾位君主更像是〃平民花花公子〃,願意與自己心愛的女人廝守,想玩什麼就玩什麼,為了能這樣散漫地玩下去而迷通道教乞求長生,而且很平民化的禮上往來式的封贈那些給他們帶來快樂的諸色人等。關於他們的故事不是關乎一時期大局的全景巨片,倒更像“三言二拍”式的市井話本。
成化皇帝朱見深的幼年過得是耽驚受怕的平民生活,他父親英宗在土木之役中被俘時,他不到兩歲,一年以後英宗被遣返,幽禁在皇城中七年。這七年,朱見深被廢除太子身分,與被廢的皇后生活在皇城的另一部分,生活條件相當艱難,氣氛相當壓抑,內心也悽楚。他父親幹掉他叔叔又坐上龍廷時,他九歲。他登基時十七歲。顯得很結實,大臉蛋,反應遲鈍,嚴重口吃。他的遲鈍支援了他的冷靜的幾乎是麻木的行政風格。他和他的兒子孫子一樣當皇帝時太年輕,與父輩的閣臣沒有共同語言,疏遠年長的老臣親近能跟他們玩到一起的宦官幾乎是自然選擇。
朱元璋廢除宰相想自己當宰相,造成了一個政出朕一人的行政格局。但他兒孫不但不想當宰相也懶得當皇帝。慢慢形成文官治百姓,宦官治文官的“政治”局面。宦官在成化弘治兩朝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龐大的宦官集團行政編制正規化,是比個別太監弄權更有實質性危害的事情。直到劉瑾要制度化使宦官的地位高於中央及各省的同級文官。皇帝只與身邊的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