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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之前，講學尚未成風，但承宋儒講學之習，於科舉，學校等官學之外，私學授受也小有氣候。如前面提到的吳與弼，婁一齋，婁少年時曾四處求師，就是找這種思想家型的導師，而非科考塾師。自然，這種私學講究的是儒門的正經深義，極利於在科考時超常發揮，居官後亦有特色。開設這種私學的人都是有“主義”的，舉一個和陽明沒有直接關係的例子，以顯示風氣之一般，從而也可看出陽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的。
羅倫，即當時學者及《明儒學案》所稱之一峰先生。自幼家貧，打柴放豬時也帶著書，擠時間看，成了秀才後，想的不是順科舉再升，而是“志聖賢學”，嘗說：“科舉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成化二年，廷試時，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京師。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主試者想刪去後一句，他不幹。最後還是狀元及第。
過了沒有倆月，正好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旨返朝，羅先到李家勸李不要違背聖訓，李不聽。羅上疏，說了許多尖銳的大實話：“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結果他迅速被貶為外地一小官。沒過多久，李賢死，羅召復原官，兩年後，引疾歸，不再出仕。因金牛山人跡罕止，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多。黃宗羲說他“剛介絕俗，生平不做和同之語，不為軟巽之行。”這是個“志聖賢學”能考上，當了官依然堅持聖賢學，也因此而隱居弘揚聖賢學的例子。孔子說“我未見剛者”，羅倫就是個剛者。他著書授徒都一依聖賢本意，辦學的目的也是為了弘揚聖學，毫無私利私名之想。像這樣的學者在明代能舉出一把。他們為陽明所說的第一等事付出了幾乎全部現實的享樂。行大於知。羅說“與其以一善成名，寧學聖人而未至。”就學做聖人的純粹性而言，羅一峰輩高過王陽明。陽明也不可能像羅倫那樣單為〃道尊〃而隱居辦學。
自然也有為了顯用於世而講學辦會的，翻閱《明史》，幾乎每個大僚都有徒弟。但王現在還屈沉下僚，不能引薦學生在仕途上走捷徑。他雖辭章、兵道、仙佛無不涉獵，在儒學本門下的功夫更大，但還沒到獨立成家的地步。“身心之學”是一種道德修養，其中有多少學術、學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相互砥勵，彼此以偉人的標準相互要求，交流心得體會而已。是內學而非外學，有人模仿，可以重新整理一點士子風習。
世風及士風讓他產生危機感和緊迫感。許多缺德少才的混帳玩藝兒搖身一變成了牧民之官，造成今日風俗大壞的局面。他這樣概括他生活在其中的“時代精神”：既有西漢末的懦弱又橫添蠻悍之風；既有東漢末的徼激又雜染隨風倒的習氣；既有晉朝的虛薄又混合著庸俗瑣碎的心計；既有唐朝的放蕩又夾纏著鄙吝的市儈作風奇Qisuu書網。簡直是集以往之卑劣再添上現實之邪惡的大染缸。（《擬……表》）而“牧羊人”由科舉出品，科舉只引導讀書人去背誦辭章講疏，無人再致力“身心之學”。學術關乎士品，士品關乎世風。再不講究身心之學，聖學將大面積被遺棄。
他本人的切身體會是師友之道直接作用於知情意，能直接獲得有血有肉的生命感動，能找到一種從書本中找不到的“感覺”。他從青年起就一直在遍訪師友，尋覓知音，自感“受用”大於閉門讀書。
一種從我做起的責任感，使他開始接收學生。他倡身心之學，使人先立必為聖人之志，有願執贄來拜師的，他便開門而納之。他的出發點是相當高尚的，無非是想與更多的人一起成聖。然而同僚便不免以為他是在標新立異、邀取名聲。只有與之質量對等的湛甘泉時為翰林庶吉士，覺得這才是正經大事，與他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為事。
尋找師友是為了建立起與官場相抗衡的“道場”，建立起一種順我心志的“社會關係”系統。交際，是人生的重要內容，儒家的五倫有“友”這一倫。像李贄，譚嗣同這樣的叛逆則尤重此一倫，以為唯朋友一倫最見人道平等，且是以智力性情的相通為基礎的自由關係。
陽明與甘泉的相遇無論如何是一個“事件”。對於明代的思想界是個了不起的事情，對於陽明本人的思想發展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於廣東老鄉陳白沙。陳是新會人，陳曾從吳與弼學習半年，後回老家閉門讀書，筑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足不出戶。陽明築室陽明洞也是這個意思，都有點禪風道意。這二氏之學，自中唐以後幾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