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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咽喉處著刀
他出的各科題目都很大膽，如首場“四書文”（即決定考生命運的八股文）問的居然是：“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是絕對符合儒學原教旨而不對聖上心思的問題。當年孔子就因堅持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則而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周遊列國而無可行其道之君，最後以終身不仕為代價。孟子強調的最厲害，幾乎是不遺餘力地狙擊那些不講道義，苟取富貴，以妾婦之道事君的無恥之徒。“不可則止”包含著“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氣節。
這個命題在大一統家產製君主專制體制中，是相當犯忌諱的。因為“不可則止”，包含著士子對君主“道不同不相與謀”的獨立立場，包含著不給“老闆”當狗、當家僕私臣的道義原則，價值取向。朱元璋大罵孟子，先毀後刪改《孟子》就因為他要打擊孟子的這種“革命”傾向。若朱元璋看見王陽明這樣出題非殺了他不可。就是此刻若有人“盯著”陽明，也是事兒。或在明初洪武永樂目灼灼似賊時期，或在清兵入關生怕漢人不合作之際，王出這種哪壺不開提哪壺的題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個連他老子也要疊進去的大黴。
也因此而證明這個題出得太好了，太有儒學風骨了，他針對的是士人品節普遍滑坡的現實，他想重建“以道事君”計程車人原則。“不可則止”貌似消極卻體現著高貴的不合作精神，是士人保持道統的下限做法，這樣才能杜絕為了往上爬無所不用其極的無恥行徑。宗臣的名文《報劉一丈書》雖然揭露的是比陽明略晚的世相士風，但明代士人及士大夫追逐權力奔走權門的風氣不是一日養成的，陽明已痛感此風必須遏止，否則不但士將不士而且國將不國。這與他在“擬……表”試卷中揭穿的“名器太濫”是相表裡的。
另一題目也見陽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這是孟子之熱心腸一脈儒者信守的教義，但真普照士林，成為士風，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號召；張載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信條，都是傑出的體現，又春風化雨，廣澤人心。
陽明的心學就直承這一脈“仁者與萬物一體”論而來。以天下為己任，事事皆關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強調小我統一於大我的歷史責任感，等等是儒學留給中國人的寶貴精神遺產。陽明則是這一生產線上的一個不可替代的巨大“變壓器”。這又與“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構成一種互補關係。其中的理論張力在於“天下”與“君國”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個同樣讓君主頭痛的主張：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來為民辦事的“公務員”。儒家這個“大同”學說到了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才大放異彩。王陽明還只是講“我”與天下一體，不可能變成一種社會改造運動。
在“論”這一項中，他出的題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養”。現在看來這是一個標準的心學論式，也就是說，陽明能提出心學並非龍場一悟時從天而降的，也是“養”出來的，經過了十年懷胎的漫長的孕育過程。
孔子開啟的中國的文教傳統惟重教養，所謂中國的倫理本質主義是教育萬能論為其支援系統的。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國變成一個培養君子的大學校。儒家的諸教材的第一教育物件就是“人君”，為帝王師是所有儒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施予有政”的入世策略就是透過教國君來實現的，這個構想在漢武帝這個儒門學徒手中才變成現實。
理想和現實總存在著差距和矛盾，而人又應該朝著理想化的方向努力，怎樣才能完成從現實到理想的轉變呢，只有靠“養”………“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生者”。人君之心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他頭腦中固有的，是其後天“養”出來的，“養之以善，則進於高明，而心日以智；養之以惡，則流於汙下，而心日以愚。”
陽明的學生說這些保留在陽明兒子手中的四書文、策論的範文，都是出於陽明的親筆，即使這話不可信，但肯定也是他認可、讚賞的考生範文，其中居然有這樣的話：
“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人君子之是與，則小夫儉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一失其所養，則流於私，而心之志蕩矣。入於私邪，則心之智惑矣。溺於惡，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於庸患之歸乎？”
人君也許看不到這種大不敬的大實話，但有一批專門的文化警察在替皇帝照看著，科舉制度的程式是有複核參校這一環節的：
兩京各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