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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哪知胡壽禮拿過錢物後，一直沒有訊息。羅達孝心急如焚，卻懾於鄉長的威勢不敢催問。殘冬過盡，新年到來，羅達孝敬備禮品，登門給鄉長拜年，順便提起這事。不料剛一說起，胡壽禮就大發雷霆：“我耳朵都裝滿了，你逢人就說我遲遲不給你上稅，未必我還想吞你那幾塊毛錢嗎？”順手掄起文明棍，狠狠打了羅達孝幾下，大叫：“給我滾出去！”
含恨出門，走過屋後堰塘，羅達孝心想：“我年過70，還受人打罵！錢去了，田地得不到，多年辛苦積蓄，一下子血本無歸，實在冤枉！”當即縱身一跳，淹死在塘裡。
在胡壽禮看來，人死了還是好事。他立即把原賣主羅胡氏找來說：“羅達孝已將地方讓給我買，你是得了業價的，只需新立過契，我重新給你劃押禮。”羅胡氏一是不敢違命，二是見有押禮可得，就倒填年月，以買主胡壽禮的名義另立新契，完稅了事。
這些田的佃戶還是羅達孝，胡壽禮既成了業主，就必須找羅達孝的後人投佃，以後好找個藉口，逼他搬遷。羅的大兒子羅述良在常德糖食鋪當大案匠，羅的二兒子在沿灘拉包車。胡壽禮派鄉丁將羅老二抓來，先關三天三夜，才告訴他：“你能出具佃約就免你當壯丁。”羅老二隻求脫身，馬上立佃簽押。
接著，胡壽禮根據佃約，缺席裁判後，立刻強迫羅家搬遷。胡壽禮派人上屋揭瓦，大雨一來，滿屋成河。羅家一家被迫號哭著遷出。羅述良從常德回來，託律師申訴，但懾於胡家勢大，無人敢出來作證，無法解決。
這時，長江南岸有些地方已經解放，知情的人們都對羅述良說：“共產黨來了，你不要用刀殺他，到時候就用鋤頭刨死這狗惡霸！”
胡家還把持了地方上的所有公產。諸如祠堂、塘壩、公山、學產……都由他們一手包辦，任其貪汙變賣。1932年，他們那一保集中了縣倉常兵谷五六百石，胡傢俬自拿出100多石來變賣，將錢趁荒月時借給農民，1石谷要賺二三石谷。
1947年胡應林的母親死了，他的父親要續娶，胡桂五藉口這事不合情理，要為死者打抱不平，不准他續娶。最後，胡應林送100塊光洋給胡桂五，胡家才罷休。
他們用窮兇極惡的高利貸剝削農民。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正是他們吞食貧苦農民血肉的好機會。他們借谷出來，一般都是一石谷一石息。有時把谷折成錢，用錢再去買青苗，一石則要換成兩、三石。除了將自己的收入用作高利貸資本外，他們還大魚吃小魚，向其他地主借谷進來，再高利貸借給別人。有一次，胡家向地主陶漢章以斗的年息借了一千多石谷，再用一石的年息借出。陶漢章懾於胡家的勢力，什麼也不敢說。
他們還在鄉間開設賭場。家中稍有積蓄的人，常常被他們哄入賭場。勝了他們不准你出來，輸了他們用高利借錢給你，一直到被騙被脅迫的人傾家蕩產。
胡桂五不止一個，胡氏家族也不止一家，在解放前的湖南的農村中，大大小小的胡桂五是很多的；在舊中國的廣大農村中，如同胡氏家族這樣的黑惡家族更是遍地都能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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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區農村調查（1）
1、悲慘命運的根源
以上的故事，足以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地主惡霸罪惡的巨大，社會形態的黑暗。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當然是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而對於廣大農村來說，其根源還在於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舊中國農村，其經濟關係和社會狀況到底如何呢？
中國遠古原始公社制解體後，夏、商、周（西周與東周）三代奴隸制社會，主要經濟制度是分封勞役制。
分封制始於夏代，繼行於殷商，式微於周。這種分封制規定了尊卑高下的等級。天子為第一等，諸侯為第二等，卿大夫為第三等。諸侯依其功勳大小和受封地的多少，又分為公、侯、伯、子、男五個不同的爵位。卿大夫又以其服侍的物件分為天子卿大夫、大國卿大夫、列國卿大夫、小國卿大夫等。諸侯、卿大夫又統分為九等，稱為“九命”。
爵命等級是享受政治、經濟待遇的依據。夏、商、週三代都實行世祿制，各級貴族世襲享受他們應得封地的收入，除了依次向上一級貴族交納一定的貢賦和提供軍役、勞役之外，其餘全部歸他們自己享用。例如，周武王弟康叔受封於衛（今河南安陽一帶）並“殷民七族”，周公長子伯禽受封於魯並“奄商之民”“殷民六族”，成王弟唐叔受封於晉並“懷性九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