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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說他翻譯了那麼多西方小說，也從未在洋書中看見有哪個外國人反對仁義禮智信，就會讓以西方文化為資源的新派人物不好辯駁；像如今這樣惡毒咒罵，反而蒼白無力，只讓自己出了洋相。
這兩篇小說是林紓透過當時的北大學生、自己早年在五城中學堂任教時的學生張厚載在上海發表的。因攻擊、醜化的是北大校長、教務長和教授，發表後在北大立即激起公憤。張厚載距畢業只有幾個月，但輿論譁然中，被北大以“在滬通訊，損壞校譽”之名開除了學籍。
北大這個舉動不夠大氣，文化論爭不應有現實中的借權力報復；何況林紓被拖入論戰，本就是北大中人蓄意而為。林紓開展人身攻擊和侮辱，也不應將為其送稿發表的一個學生處理得這麼重。可見，代表了時代文化潮流的新派陣營，在現實中同樣輕車熟路地走了傳統權勢爭鬥途徑。
林紓大大連累了學生，十分愧疚；又覺得辱罵也不是君子之道，平靜下來後，寫信給各報館，公開承認自己罵人的錯誤，向蔡元培等人道歉。
六十八歲的文化名宿在報上公開致歉，這也反映了林紓明是非、重公理的品德。
不長時間內，新文化運動取得了極大進展，白話文獲得了正宗地位。胡適、周作人等人的新文學理論展示了白話文學的前景，魯迅等人的白話文學作品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文，教科書正式採用白話文。
林紓慘敗了，“頑固守舊派”成了他的臉譜，“反對白話文”成了文化史上的笑談。那個激進時代沒有時間去探究林紓觀點中的合理部分，要的就是變革，反對變革的，甚至傾向溫和改良的，都會被勝利者稱為“小丑”。
林紓被稱為“小丑”，已令我們感到不忍。他學問精深，思想不算很守舊，私人品德也極好（這不也是舊文化培養的嗎？），他成了“守舊派代表”，至少有一半是新文化陣營謀略成功的結果。
尤其不公的是：林紓其實並不反對白話文！
他不但不反對白話文，還是最早用白話寫作的人之一！
1897年，林紓詩集《閩中新樂府》出版，書中收有童謠體白話詩三十二首，比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白話詩集的胡適《嘗試集》早了二十三年，是近代以來最早的一批白話詩！
最早寫白話詩的人被激進時代塑造成了“反對白話文”的守舊“小丑”，這個事實是令人吃驚的。
林紓在新文化運動中與新派人物的分歧，其實不在於要文言還是要白話，而是在要白話的同時還要不要文言——他願意要白話，可新文化陣營卻堅決不要文言。
林紓實在想不通，在提倡白話文的同時，為什麼一定要把文言斬盡殺絕？難道新文學的興起，就意味著傳統文學一文不值？
在新派人物把文言文討伐得體無完膚的咄咄逼人姿態前，林紓憤怒了，他本能地捍衛起自己鑽研一生、從中得到無盡滋養和享受的文言文。同時，他不是普通的受過傳統濡染的文人，他是當時著名的古文大家，古文造詣是他的生命價值所在，對古文的全面否定就是對他整個生命價值的全面否定，從個人自尊和安身立命的根基來說，他也容不得文言被棄之如敝履！
說到底，不反對白話文、並身體力行寫過白話詩的林紓挺身而出做了傳統文化的代表，站到時代潮流的風口浪尖，其實就是被新派人物激進的態度逼到對立面上去的！
林紓沒有意識到，全面否定文言文只是新派人物的一種策略：矯枉必須過正。傳統文化綿延太久，根基太深，要予以革新，就必須把它的弊病強調到極端，讓人觸目驚心，這樣才能為新文學的發展掃清道路。
激進派的觀點和態度，推動了白話文興起的時代大潮，他們的貢獻是巨大的。可是，對傳統文學的評價，“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這樣的言論何嘗又公允？這不是人身攻擊辱罵是什麼？跟《荊生》、《妖夢》有什麼區別？林紓為自己罵人道歉，可新文化陣營裡有誰為罵人“妖孽”、“謬種”道歉過？
悲劇人物林紓，以他一生的才學和品行，實在不該要麼是不懂外文卻成了大翻譯家的“傳奇”，要麼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丑。
全面勝利的新文化陣營在那個激進時代逐漸過去後，對自己的思想觀點開始理性的反思，對傳統陣營立場、觀念中值得重視的部分也開始了認真的研究。而對林紓這個具體的人，在1924年10月9日林紓逝世後，他當年的敵人們一一表露了在心裡對他的尊敬。
鄭振鐸在林紓逝世一月之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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