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多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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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白話文”。

激進的新文化運動需要討伐的靶子，幾員闖將就纏住了林紓。在攻擊林紓的人的心裡，未必敢對他有多少小視，只是需要藉助他的名氣“炒作”；而林紓卻當了真，為這幫新銳如此偏激無理而震怒不已，連連出手批駁。

他首先發表一篇《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說“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不讀《史記》而作《水滸》，能狀出爾許神情邪”？1919年3月，他又發表了致北京大學蔡元培的公開信，歷數當新文化運動搖籃的北大之罪：一是“覆孔孟，鏟倫常”，一是“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也就是批判孔學和提倡白話兩件事。其中心論點是：“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

人到老年思想一般會定型，這並不是什麼羞恥事，因為如果一個人的想法總是隨時局變化而變，很可能不是“開放”，而是本身就毫無思想，或是市儈投機。對他維護“綱常”，這應予理解，不能算做罪狀。而他對孔孟綱常的維護，也是有理有據，他說：“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尚智、崇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五常之語。”這番辯駁，不算“蒼白無力”，更不“聲嘶力竭”。

白話文提倡者的有力武器是西方思想理論，特別是進化論。在對抗中，林紓從未使用“蠻夷邪說”等守舊語言；相反，他也從西方史實和文化中尋找支援自己立場的依據。他說：“知臘丁不可廢，故馬班韓柳有其不可廢者。”這個意思是：義大利在文藝復興時也未廢除他們的“古文”拉丁文，我們為什麼要廢除司馬遷、班固、韓愈、柳宗元呢？

在核心的“文言還是白話”問題上，我們從他的言論可以看到，他認為傳統的文言是今日白話的基礎，要想把白話寫好，必須有相當的文言素養。這種觀點，其實是今天的文學常識，即要從古典汲取營養。

然而那是個激進的時代，那個時代需要的是以白話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要捍動源遠流長、經典充棟的古文，就必須矯枉過正——把文言說得一文不值，把白話誇得芬芳如花。因此他認真地發表這些觀點之後，卻沒有人和他做學理探討。

林紓被徹底激怒，行動也升級。1919年初，他在上海《新申報》上連載小說《荊生》，其中寫三個書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　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新歸自美洲的狄莫，通哲學，便是影射胡適。這三人聚於北京陶然亭畔，飲酒歌呼，放言高論，掊孔孟，毀倫常，攻擊古文。忽然，隔壁一聲巨響，一個腿比牆壁還高的偉丈夫荊生斥責三人曰：“汝適何言？……爾乃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然後，“陳獨秀”、“錢玄同”和“胡適”逐個被大肆辱弄一遍，“偉丈夫”荊生輕輕幾下就把這三人收拾得屁滾尿流。

平心而論，這是一篇根本不達到林紓實際水平的即興之作，狂怒下露骨的仇恨和詛咒，反而讓自己落在了下風。該文釋出後正中新派人物下懷，胡適說：“這種話很可以把當時的衛道先生們的心理和盤托出。”

林紓和新文化陣營作戰的另一篇小說為《妖夢》，寫一名叫鄭思康的陝西人（即思念東漢經學家鄭玄康成之意），夢見一個大鬍子的人邀他遊陰曹地府，“並告訴陰曹大有異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惡，死亦不改，仍聚黨徒，張其頑焰”。他們來到一城市，見一所白話學堂，門前大書一聯雲：

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

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甚麼東西。

校中有三個“鬼中之傑出者”：校長元緒，明顯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恆，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則是指胡適。其人進入學堂，看見門頭上大書“斃孔堂”，也有一聯：

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

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此文對“鬼中三傑”咒罵得比《荊生》更粗魯，說“田桓二目如貓頭鷹，長喙如狗；秦二世似歐西之種，深目而高鼻”，極盡醜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請出能啖食月亮的“羅跟羅阿修羅王”直撲白學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積糞如邱，臭不可近”。

林紓在小說之首說：“夫吉莫吉於人人皆知倫常，兇莫兇於士大夫甘為禽獸。此《妖夢》之所以作也。”

今天已經可以心平氣和地看待這件當時引起轟動的文化舊事。看得出，林紓的確是被氣瘋了，筆下文字除了洩憤毫無可觀。他竭力維護的是“倫常”，如果像開始一樣，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