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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法？”……
不過，我還能裝出很像用心聽的樣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們索性打起鼾來。晚飯後，是自由活動時間，卻另是一個樣：走廊的一頭是幾桌麻將；另一頭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聲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樓上日本戰犯那裡傳來“烏烏烏”的日本戲調子；更稀奇的是有人擺起測字攤，四面圍著一群人，訊問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家裡發生什麼事沒有。還有些人在臥室裡偷著扶乩，問的全是有關回家的問題。最初幾天，門外的蘇聯哨兵被吵聲驚動，曾經十分驚奇地瞅著這群人，直搖腦袋，後來連他們也習慣了。
在這種時候，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屋子裡，搖我的金錢課，念我的金剛經。……
我的前半生……三 我不認罪
三 我不認罪
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學習，我的思想根本不起變化，認罪自然更談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面前，我是犯有叛國罪的。但我對這件事，只看做是命運的偶然安排。“強權就是公理”和“勝者王侯敗者寇”，這就是我那時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該負什麼責任，當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麼思想，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麼思想必須改造。
為了爭取擺脫受懲辦的厄運，我採取的辦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決定我命運的是蘇聯，那麼就向蘇聯討好吧。於是我便以支援戰後蘇聯的經濟建設為詞，向蘇聯獻出了我的珠寶首飾。
我並沒有獻出它的全部，我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來，並讓我的侄子把留下的那部分，藏進一個黑色皮箱的箱底夾層裡。因為夾層小，不能全裝進去，就又往一切我認為可以塞的地方塞，以致連肥皂裡都塞滿了，還是裝不下，最後只好把未裝下的扔掉。
有一天，蘇聯的翻譯和一個軍官走進大廳，手裡舉著一個亮晃晃的東西向大家問道：
“這是誰的？誰放在院子裡的廢暖氣爐片裡的？”
大廳裡的抑留者們都圍了過去，看出軍官手裡的東西是一些首飾。有人說：“這上面還有北京銀樓的印記呢，奇怪，這是誰擱的呢？”
我立刻認出來，這是我叫侄子們扔掉的。這時他們都在另一個收容所裡，我也就不去認賬，連忙搖頭道：
“奇怪，奇怪，這是誰擱的呢？……”
不料那翻譯手裡還有一把舊木梳，他拿著它走到我跟前說：
“在一塊的還有這個東西。我記得，這木梳可是你的呢！”
我慌張起來，連忙否認說：“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
弄得這兩個蘇聯人沒辦法，怔了一陣，最後只好走了。他們可能到現在還沒弄清楚，我這個人到底是什麼心理。其實我只有一個心理，這就是伯承認了這件事會引起他們對我的猜疑，所以我採取了一推二賴的辦法。我推得竟這樣笨，不由得不使他們發怔了。
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飾，還放在爐子裡燒了一批珍珠。在臨離開蘇聯之前，我叫我的傭人大李把最後剩下的一些，扔進了房頂上的煙囪裡。
我對日本人是怨恨的。蘇聯向我調查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時，我以很大的積極性提供了材料。後來我被召到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我痛快淋漓地控訴了日本戰犯。但我每次談起那段歷史，從來都不談我自己的罪過，而且盡力使自己從中擺脫出來。因為我怕自己受審判。
我到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間。我共計出庭了八天，據說這是這個法庭中作證時間最長的一次。那些天的法庭新聞，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獵奇為能事的報紙上的頭等訊息。
證實日本侵略中國的真相，說明日本如何利用我這個清朝末代皇帝為傀儡，以進行侵略和統治東北四省，這是對我作證的要求。
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證來，我感到很遺憾。由於那時我害怕將來會受到祖國的懲罰，心中顧慮重重，雖然說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惡事實，但是為了給自己開脫，我在掩飾自己的罪行的同時，也掩蓋了一部分與自己的罪行有關的歷史真相，以致沒有將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予以充分的、徹底的揭露。
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以我為首的那個集團的秘密勾結，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開始了的。日本人對我們這夥人的豢養。培植，本來也是公開的秘密。“九一八”事變後我們這夥人的公開投敵，就是與日本人長期勾結的結果。我為了開脫自己，卻迴避了這個問題，只顧談了我怎麼被逼和受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