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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邊的帝國主義和裡邊的反動勢力的勾結，跟任何黑幫搭夥一樣，內部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卻把這類事說成好像是善與惡的衝突。
我在法庭上曾有幾次表現了激動。談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時，一個日本律師向我提出，我攻擊了日本天皇的祖宗，這很不合乎東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聲咆哮：“我可是並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這引起了鬨堂大笑，而我猶忿忿不已。提起了譚玉齡之死，我把自己的懷疑也當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實，並且悲忿地說：“連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殺害！”固然，這時我的心情是激動的，但同時，我更願意人人把我看成是一個被迫害者。
被告的辯護人為了減輕被告的罪，曾使用了許多辦法來對付我，企圖降低我的證言價值，甚至想否定我的證人資格。當然，他們是失敗了；即使他們真把我全否定了，也無法改變被告者的命運。但是如果他們是在利用我的畏懼懲罰的心理，使我少談真相，那麼他們是達到了部分目的。我還記得在我歷數日本戰犯的罪行之後，一個美國律師對我大嚷大叫：“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你終究要受中國政府的裁判的！”他這話確實打中了我的要害，說到了我最害怕的地方。我就是出於這種心理，才把投敵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