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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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致堅決反對他參加政府。他們中的多數人甚至把排除他作為自己參加各部領導的先決條件。博納·勞特別不信任他。我盡了一切努力想要說服博納·勞不要反對丘吉爾，並提出理由說，讓丘吉爾當個批評家要比他作為政府的一個成員更加危險……博納·勞回答說：‘我寧肯讓他始終都是我的對手。’”

“面對這種情況，我感到十分遺憾。我不能為了讓丘吉爾能領導一個部而冒有損於政治聯合的危險。政治聯合是政府的基礎。”

12月10日，勞合—喬治透過他們共同的朋友喬治·裡德爾帶口信給丘吉爾，向他表示了歉意；並答應一有機會就幫助丘吉爾。勞合—喬治的確這樣做了。他先建議讓丘吉爾擔任航空委員會主席；當這一嘗試失敗後，他又安排丘吉爾擔任軍需大臣。這一次勞合—喬治做得既巧妙，又果斷，他先把反對丘吉爾的主要人物諾思克利夫安排出使美國，然後改派現任軍需大臣艾迪生去負責研究戰後重建問題，接下來未同博納·勞進行磋商，就宣佈了對丘吉爾的任命。這一冒著政治風險的任命成為既成事實，使被排擠出政治圈外長達20個月之久的丘吉爾又重返政壇。

丘吉爾傳……２　軍需大臣

２　軍需大臣

1917年7月17日，當丘吉爾的軍需大臣的任命宣佈後，立即引起了輿論界和政界的強烈反應。《晨郵報》的評論尖刻地嘲諷道：“儘管我們還未發明永不沉沒的艦船，但我們卻已經發現有不會倒臺的政治家。……我們可以滿有把握地預料，他會繼續鑄成有損於國家的大錯。”知名社會活動家貝雷斯德福等宣稱：“首相無權做出這種違背公眾輿論的任命。”

保守黨的政治家們紛紛起而反對：陸軍大臣德比勳爵以辭職相威脅；殖民地事務大臣沃爾特·朗寫信給勞合—喬治說，這“很難讓我的許多朋友繼續給予支援”。保守黨後座議員們不僅集會表示反對，還組成了一個40多人的代表團約見了博納·勞，向他提出質詢。這些敵視丘吉爾的情緒“使內閣危機日趨嚴重，威脅政府的生存”。

儘管博納·勞對勞合—喬治不打招呼就任命了丘吉爾一事很感惱火，但是從大局出發，他不願意因此事而斷送了聯合政府，因此他表態說，如果首相認為這項任命有助於打贏戰爭的話，那麼他有權作出這項任命。這才使反對浪潮逐漸平息下來。此事使丘吉爾認識到他是多麼地不受歡迎。此刻他才相信了勞合—喬治原來把他排除在政府之外是不得已的事情。這使他在性格和處世上都有了些變化。雷平頓曾評論說，丘吉爾“看起來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我從未見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生這樣好的變化”。

勞合—喬治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就此事對丘吉爾其人做過深刻而較系統的剖析，這對我們全面地認識丘吉爾會有很大幫助。勞合—喬治寫道：

“為什麼保守黨人如此冷酷無情地反對他呢？自然是他過去的政治生涯引起了老黨同事對他的憤恨。他做事從來不留餘地。他退黨後攻擊自己原來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熱諷自己過去的觀點，給自己造成長時間的嚴重後果。戰爭開始後，民族危機迫使各黨派進行暫時的休戰，黨派糾紛和內部爭論暫時停止，或者是被忘卻。但是，保守黨人忘不了、也不寬恕丘吉爾轉到敵對營壘裡去的行為，忘不了正在保守黨混亂不堪的時候，他向他們猛烈開火，給予致命的打擊。倘若他在自己成長的政治家庭裡是一個忠實的兒子，那麼對他參加達達尼爾海峽打敗仗的責任就會不加過問，其他方面的犧牲也將是為人民作出的貢獻。丘吉爾的錯誤成了憤怒的保守黨人懲罰他背叛黨的最好藉口；他們用他自己的恥辱當作鞭子把他趕下臺，而揮動鞭子的彷彿不是愛報復的黨員，卻是忠於職守的愛國者……”

“丘吉爾的政敵承認，他有傑出的天才，他剛毅、勇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但是他們提出一個疑問，與英國其他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相比，為什麼他的崇拜者多，擁護者少？他們指出，在政治上處於最困難的時刻，連伯明翰的約瑟夫·張伯倫和蘇格蘭的坎貝爾—班納曼先生都可以指望得到當地人的堅定支援。丘吉爾從來不會在自己周圍籠絡一些外省或其他城市的人，更不善於維護這方面的關係。這一點僅僅用丘吉爾從一個黨投到另一個黨的情況來解釋是不行的。英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最偉大的活動家並不是在哪個黨內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在那個黨裡結束它。可見，真正的原因不在這裡。他們問，為什麼他如此不可信賴，真正的原因在哪裡？”“他們自己是這樣解釋的。丘吉爾的頭腦就像一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