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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史汀生傳統的擁躉把自己看做國家的公僕。雖然他們具有保守主義傾向，但他們的努力超越了黨派考慮。他們的目標是保護美國，不是迎合美國生活方式中的社會或經濟安排。在20世紀40年代，保衛國家意味著增強國家實力，使美國躋身世界大國前列。在很大程度上，史汀生及其同人成功地實現了這個目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敲響了這一傳統的喪鐘。我們可以相當準確地找到它開始衰落的日期。1945年9月21日，剛過78歲的國務卿史汀生終於離開了華盛頓，海軍部長詹姆斯？福里斯特爾繼續待在華盛頓，成為一個影響力日益增強的人物。
雖然今天人們已經淡忘，但當時這兩個人物之間的區別非常明顯，這很能說明問題。史汀生出自長老會教徒世家，是耶魯大學菲利浦學院、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華爾街成功律師的典型。他結婚很早並一直忠誠於妻子。他積累了優秀的公職記錄：1918年在法國服役，擔任過菲律賓總督，當過4年國務卿，兩次主掌戰爭部。對史汀生的崇拜者來說，他代表著“信任、真理、公正、美德、依法辦事、責任感，是一個光芒四射的榜樣”。
福里斯特爾是一個愛爾蘭裔天主教徒，貧苦移民的兒子。他雖然上過普林斯頓大學，但中途輟學。投身華爾街後，他加入了迪倫–裡德投資公司，展現出賺錢的天賦。隨著職位不斷上升，他於1938年成為這家投資公司的董事長。1940年，他去了華盛頓，接連擔任多個高階職務。福里斯特爾的個人生活一路蹣跚：妻子是一個*和酒鬼，他本人則是十足的酒徒、粗心大意的父親、不加節制的色鬼。他野心勃勃，反覆無常，心神不定，狂妄好鬥，暴躁異常。福里斯特爾陷入極度孤獨之中，醉心於政府工作，徒勞地逃避從孩提時就縈繞在心頭的惡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史汀生是“舊華盛頓”的門面。他一直在華盛頓工作，目睹了所有事情。即使如此，他不喜歡過度反應，不驚慌失措。他表現穩重、謹慎和鎮定。
福里斯特爾則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性情，既高度警覺，又急於行動。他是一個偽現實主義者，聲稱應實事求是地看待世界，卻極度誤判美國面臨的形勢。福里斯特爾認為坐等事件發生就是自找不可接受的風險。危險就在前面，需要作出緊急反應。即便最輕微的延誤也會招致世界末日般的潰敗。這簡直就是迪克？切尼“百分之一學說”的前身。當然，正是這種精神促使福里斯特爾從1945年開始動員華盛頓對抗所謂的“紅色法西斯”威脅，聲稱致力於“在全世界實踐辯證唯物主義原則”的斯大林政權要發動“世界革命”。
福里斯特爾不是一個滿腦子都是智慧的人。他缺乏定力和判斷力。他實際上是一個精神病態、內心痛苦的人。但他給美國政策留下了持久印跡，對之後各代“智囊”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他們口口聲聲崇拜史汀生，卻以福里斯特爾為榜樣，草木皆兵，帽子掉了也要拉響警報。從20世紀40年代至今，福里斯特爾的後繼者擠進了總統顧問的內圈，緊張地擔心著最壞情況，敦促立即採取行動主動防範災難。伊拉克戰爭的倡導者也算是他的嫡系傳人。
尼采、福里斯特爾、沃爾福威茨—沒有智慧的“智囊”（3）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擔任總統期間，一直擔心憂心忡忡的美國有朝一日會成為“軍營國家”。他的告別演說最為鮮明地表達了這種關切。雖然艾森豪威爾的警告實在太中肯了，包括強調“警惕而智慧的公民”有必要提防“軍工集團”濫用權力，但他最擔心的事情畢竟沒有發生。美國今天不是一個軍營國家。可是，毫無疑問，美國政治精英遵循的是軍營心態，念念不忘安全問題，把軍事力量看做解決國際問題的最佳手段。詹姆斯？福里斯特爾就是這種軍國主義思維的教父。
如果他有嫡系繼承人的話，那這個人就是保羅？尼采（Paul Nitze），一個誇大威脅的大師，一個最持久、最有影響力的戰後“智囊”。如同福里斯特爾，尼采也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為迪倫–裡德公司工作，賺了大錢。1940年，他追隨福里斯特爾去了華盛頓，並一直待在那裡，成為國家安全機構的固定成員。在接下來的40年裡，不管是在政府內部還是外圍，尼采都是一個國家安全政治的重要玩家。可是他最為持久的貢獻是在早期作出的，標誌著詹姆斯？福里斯特爾的對抗傳統取代了亨利？史汀生更為溫和的傳統。當時，尼采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檔案（即國安會68號檔案，簡稱NSC 68）的主要起草者。這份報告是1950年初為杜魯門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