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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執行中的問題是：如果奧薩馬？本？拉登發動襲擊時沒有中央情報局和參聯會，如果國會1947年沒有建立國防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那麼美國的情況會比現在差嗎？也就是說，如果布什總統只能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機構，一個大小適中的主管外交的國務院和兩個主管軍事事務的小型內閣機構，他會把伊拉克搞得更糟嗎？更直白地說，國家安全機構歷經60多年的演變，它到底增加了什麼價值？如果答案是“沒有”，也就是說，如果投資回報基本上為負數的話，那麼也許現在應該考慮廢除這個顯然沒用的機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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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福里斯特爾、沃爾福威茨—沒有智慧的“智囊”（1）
由於國家安全機構的明顯缺陷，帝國總統們轉向別處尋求有關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建議。中央情報局或參謀長聯席會議總是告訴總統想聽到的東西，但是他們的努力或許依然具有一些邊際效用。不過，在緊急徵求意見時，總統日益依靠較小的親信圈子，而不是散漫、吵鬧的官僚機構。對總統的個人忠誠，而非機構內的官階，成為影響力的最終決定因素。
在這個國家安全危機永久化的時代，嚴肅問題總是在私下、幕後處理。這才是真正運作當代政治的地方。實質性的行動只涉及少數幾個玩家，多數不是選舉出來的官員，他們的決議多數是在秘密帷幕之後作出的。
從一開始，這種做法就蘊涵著兩種理念。第一種理念認為，透過諮詢一批親手挑選的“智囊”，總統有可能作出更好的決定。雖然“決定者”最終拍板，但作出決定的實際過程是集體進行的，總統聽取老練、機智、世故的顧問們的意見，顧問們依靠擁有專業知識的官員。
第二個理念認為，這些顧問必須只為最高行政長官服務，不為他人效力。只有保證諮詢意見不公之於眾，“智囊”才會坦率、誠實地講話。這是尋求“行政特權”的基礎。
其實，一般來說，“智囊”認為公眾甚至國會干涉政策制定即便不是危險的，顯然也是無益的。他們認為，國家安全非常複雜，超出普通公民的知識範圍，因為他們也會受短期的、情緒化的考慮影響，無法形成冷靜的、長期的觀點。普通大眾反覆無常，把握不了這些事務。他們不識大局，察覺不到微妙變化，缺乏果敢決斷。尋求真正戰略途徑的總統只能依靠老練的內部人士，他們充滿理性，不帶偏見，資訊靈通，人脈廣泛，掌握標準的政治詞彙，瞭解世界實際運轉的方式。
總的來說，國家安全精英極其鄙視公眾，雖然他們對此一般都秘而不宣。對媒體講話時，他們尊重所有熟悉的政治習慣，經常充滿敬意地提及美國人民的“意願”。
可是，這個面具經常滑落，公然暴露出這些內部人士毫不關心無知大眾的想法。“如果你真的有*，做人民想做的事情，”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曾經順口說道，“你每次都會犯錯。”艾奇遜的話表達了他的個人觀點，也準確總結了國家安全精英的基本看法：民意不可信；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民眾的角色是提不同意見。高階官員如何讓民眾順從？迪安？艾奇遜解釋道：依靠宣傳。他在*中寫道，在向民眾解釋政策時，“要說服民眾，限制條件必須讓位於簡潔，準確和細節必須讓位於直白甚至蠻橫”。他的意思是不能事無鉅細地講述真相，而是傳遞“比真相還清晰”的觀點。
總統依賴“智囊”絕不是最近才有的現象。我們至少可以追溯到伍德羅？威爾遜時期，他僱用愛德華？M？豪斯當他的親信、密友和外交糾紛調解專家。這一傳統的高潮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批優秀公民（從華爾街）輪轉到華盛頓，佔據了羅斯福政府的高階職位。這批人包括艾奇遜、W？埃夫里爾？哈里曼、羅伯特？洛維特、約翰？J？麥克洛伊、羅伯特？帕特森和亨利？L？史汀生。這是東部權勢集團的化身，其成員功成名就、腰纏萬貫、自信滿滿，許多人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都認為，在國家危急時刻到政府任職是職責所繫。他們樂於使用權力，他們洋溢著自信，他們有共同的世界觀和對美國在世界上合理地位的看法。
尼采、福里斯特爾、沃爾福威茨—沒有智慧的“智囊”（2）
把這一傳統浪漫化是錯誤的。回頭看來，這一傳統狹隘、頑固、恃才傲物。雖然其成員表現出令人欽佩的貴族責任感，但他們大多對社會公正和*問題視而不見。在種族和宗教問題上，他們表現出符合他們階級和時代的偏見。可是，他們的愛國情操不容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