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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起草的。
歷史學家長期以來視國安會68號檔案為戰後美國治國方略的基礎檔案。從我們現在的觀點看，的確如此，甚至更甚。國安會68號檔案讓我們感覺到戰後遵從“智囊”的傳統已被扭曲得不成樣子了。
兩個事件促使杜魯門1950年1月命令國務院和國防部對國家安全戰略進行緊急（當然也是秘密）評估。雖然這兩個事件不算小事，但尼采的主要貢獻是把它們吹得無限大，把它們當成徹底調整美國政策的基礎。在這件事情上，他最終取得了勝利。
第一件事是蘇聯於1949年8月試爆了一枚核彈。蘇聯的試驗沒有動搖美國的整體核優勢，也不意味著克里姆林宮擁有了一件可運載的武器。它的直接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突然失去絕對核壟斷地位讓美國人大吃一驚，掀起了美國集體潛意識深處早已存在的恐懼，即紐約和舊金山有朝一日會遭受廣島和長崎的命運。
第二件事是1949年10月1日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與蘇聯的核威脅相比，這件事並不出乎意料。美國官員早就預料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會最終輸給共產黨人。可是，即便這個結果是可以預測的，也不值得美國歡迎。從華盛頓的角度看，北京變紅是西方的重大挫折。即便如此，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依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沒有威脅美國的能力。在北京，共產黨掌握了執政權力，但這個事實本身並沒有使中國成為強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年後，美國處於其實力和影響力的巔峰。但是，國安會68號檔案稱，美國正處於“極度危險之中”，“不僅這個共和國而且文明本身的毀滅”突然成為一種現實可能。其實，美國的制度“面臨歷史前所未有的更大威脅”。至少尼采1950年春是這樣描述美國面臨的形勢的。
這種世界末日意識表達了尼采對蘇聯及其意圖的認識。“在一種新的狂熱信仰推動下” ，克里姆林宮正在尋求“將其絕對權力強加給世界其他地方”。蘇聯以“壓倒性軍事力量”為後盾，透過“滲透和威脅”，試圖“將自由世界置於其統治之下”。國安會68號檔案稱，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蘇聯的計劃是“完全顛覆和強行摧毀非蘇維埃國家的政府機器和社會結構，以服從和受制於克里姆林宮的機關和結構取而代之”。“持久的危機、衝突和擴張”是蘇聯政策的本質。所有這些都與美國的善意姿態形成鮮明對比。美國政策從本質上體現出“世界觀的寬容性，出發點的慷慨性和建設性，國際關係上不具貪婪性”。 。。
尼采、福里斯特爾、沃爾福威茨—沒有智慧的“智囊”（4）
這場競賽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自由對抗“卑鄙奴隸制度”的繼續。國安會68號檔案贊成“自由觀念是歷史上最具感染力的觀念”，並進而解釋說，蘇聯認為自由是“永恆且持久的威脅”。為了消除這種威脅，蘇聯領導人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發起了針對自由制度的進攻。國安會68號檔案敲響了警鐘，稱“蘇聯實際擁有的軍隊遠遠超過保衛國家領土的需要”。根據尼采的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實際上已被嚴重損傷、尚未進入恢復階段的）蘇聯已經擁有明顯的力量優勢。而且，它正在日益“擴大其戰爭準備與自由世界疏於戰備的差距”。
要應對這一史無前例的威脅，尼采預言只有三種選擇：孤立主義；預防性戰爭（即對無法進行報復的國家首先進行核打擊）；“更快提高”美國實力，特別是軍事力量。國安會68號檔案拒絕第一種選擇，認為那等於投降。它對第二種選擇不屑一顧，認為那樣“不得人心”，而且“在道義上具有腐蝕性”。這樣只剩下第三種選擇。尼采建議大幅度提高國防支出，重點放在加快氫彈的開發上；增加安全援助，訓練和裝備友好國家的軍隊；努力改善內部安全，提高情報蒐集能力；加大隱蔽行動力度，“煽動和支援蘇聯集團內部的*和起義”。國家安全應成為國家政策的重中之重，所以國安會68號檔案呼籲抑制國內支出。它也主張增加稅收，獲得資助改善軍備所需的資源。實際上，“尼采主義”為美國政策永久軍國主義化開出了一劑藥方。
然而，增加軍事支出不一定意味著普通美國人要勒緊褲腰帶。國安會68號檔案提供了一種前景，認為“這一計劃的經濟效應是增加國民生產總值，增加額會超過用於更多軍事和外援目的的數額”。換言之，美國既能買得起大炮，也買得起黃油，而且其實，生產更多槍炮可能會帶來更多黃油。
對尼采來說，這是一個關鍵的賣點。高水平的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