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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驚心動魄的聲響，不曉得的還以為真有驚悚懸念發生，定下神來去看，賣那麼大的關子，根本不是要一飛沖天，往往只是躥出百步之遙。實際效果，如同人之譁眾取寵。
劉醒龍（3）
將北島的詩句改一改：粗鄙雖是粗鄙者的通行證，優雅絕非優雅者的墓誌銘。這是我對近年來長篇小說的總體看法。粗鄙是一種個人精神狀態，優雅則是個人精神達到極致狀態時的靈魂結晶。但凡粗鄙小說作者，寫作意志算不得太堅定，甚至就是正在學舌的孩子，聽得幾句從大人嘴裡冒出來的髒話，便好奇地在某個最不應該的場合裡突然大聲地說出來，使得一些人像遭電擊那樣產生種種強度不等的痙攣。這樣的反應算不得審美範疇。以這種心境要想混跡在長篇小說領域，就不行了。長篇小說的寫作狀態不能招之即來，枯坐斗室的長期孤獨也不會揮之即去。粗鄙是對他人的，須得營造一些嘈雜環境才能用武。優雅是為了自身，不僅不怕，還渴望獨處的境界更高尚、更奇特。所以，進入長篇小說寫作領域的人，需要達到較高的修養境界。這樣想來，就會發現，世上各類事物，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好，一直被我們用艱難係數分解得清清楚楚。無法例外的寫作，將長篇小說當成人所景仰的青藏高原。那樣的海拔，那樣的敬畏，完全由不得我們。即便是我等資深與熟練的寫作者，一旦失去敬畏，生命在小說中延續的過程就會事實終止。我很慶幸，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寫開頭，不惜先後廢棄足以構成一部時下熱門的所謂小長篇的近二十萬字。這種潛意識表達，足以證實我對小說高原的深深敬畏。
長篇小說的神韻必須是優雅的。長篇小說的風骨必須是高貴的。優雅是一種神聖，高貴是一種神聖，尊嚴也是一種神聖。
還有一種優雅。童年時期為我留下許多終身無法釋懷的記憶，其中又以“地主婆”為最深刻。在我心裡還來不及建立優雅與高貴的概念的時期，這些被孩子們稱之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經低得不能再低了，就連牙牙學語的乳牙小兒也敢跟在身後，一聲聲地叫罵。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們一回頭，孩子們就會望風而逃。“地主婆”們什麼動作也不做，就算開口，也只能輕輕地說：你們這些細伢兒！當年不懂心中膽怯從何而來，是因為年紀太小。大了之後，多數時候記不起來，偶然記起來了，心裡怦然一響，多年來的生活匆匆也沒想到需要細細思量。假如沒有這長達六年的書寫，這種對自己的靈魂必不可少的梳理，不曉得又會延緩到何時。那個時代的“地主婆”，家境破敗到極點，全家老少聚在一起，也見不到一件完好的衣服。在鄉村，穿破衣服的人很多。“地主婆”的區別在於，她會將衣服上大大小小的窟窿補得整整齊齊、錯落有致，男人也好，女人也罷，眼睛有多幹淨，臉上就會洗得有多幹淨。優雅與高貴是人世間無法剝奪的精神資源。擁有這種資源就等於擁有巨大的魅力，舊時代的那些孩子，怎麼會在“地主婆”面前膽怯呢？是突然出現的這種魅力，讓他們因不知為何物而驚慌失措。對小說的審美表面上存在著千差萬別，能否嘗試和鑑識這種讓無知者手忙腳亂頭皮發麻的優雅與高貴，是最為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核心。小說的興起，一定是此二者天衣無縫地結合到書寫者的筆下。小說的衰落，也一定是此二者在書寫者心裡率先淪陷和淪喪。
寫小說時，我有一道心理防線，從不肯接受以北京俚語為主要因素的各種粗鄙的流行用語。無論它如何甚囂塵上地表達出人與人之間的強烈親近感和時髦相。我還會喋喋不休地詰問，作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之城，不去昇華既有的民間人文精髓本來就是大錯，那些在此基礎上變本加厲製造文化垃圾的行為，就應該挨天堂里老袓宗的鞭撻了。不記得是誰寫的，只記得那本書名叫《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就算是望文生義吧，起碼對這句話我是深有同感。有人評價說，我在《聖天門口》啟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語。其實不然，常用的方言詞彙也就二十來個：汰衣服，掇東西，嘯水，閶風，打野，落雨，落雪，往日，昨日，今日，明日，後日，嘎白，曉得，弔詭，嗍幾口，如此等等。這些較為典型的鄂東方言，與當下常用的同義語對比，明顯具備高出一籌的優雅。這種特質猶如定海神針，一旦出現，就會讓人覺得無所不在。仰仗民間人文底蘊的長篇小說，不可以視流行俗語為至寶。
劉醒龍（4）
在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威風凜凜》的開頭，講過這樣一個故事：牧師和修女在路上走著，天上掉下一滴鳥糞，正好落在牧師的頭上。牧師罵了一句：他媽的！一旁的修女於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