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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對話。現在還是回到關於小說人物的問題上。在女性主義的爭論中有一種說法,說如果真的按照某些女性主義主張行事,那麼人類至今只能待在母系氏族的茅屋裡;與此類似,一直就有人說老子的理想是退回到原始的矇昧狀態,而《老子》思想中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守雌、貴柔,所以也有人把老子跟女性主義扯在一起。《石榴樹上結櫻桃》中兩個最重要的人物是兩個女人。這兩個女人的行為方式自然和女性主義、和道家的原則是不搭界的,甚至是相反的,可以說她們奮鬥在現代化的瓷磚房子內外(您書中曾專門講述瓷磚),您對這兩個女人的態度如何?
李:我孤陋寡聞,不知道已經有人把女權主義和老子掛上了鉤。我沒想過書中的兩個女人與女權主義有什麼關係,真的沒想過。書中的一個人物,確實提到過“女權主義”,但那是為了寫活人物,寫那個鄉村知識分子的無所不知,也寫各種時髦的觀點已經進入了鄉村的日常言談。坦率地說,我不知道該如何談論書中的兩位女性。我知道您對女權主義有深入的研究,所以我更不敢隨便談論這個話題。我只能說,寫孔繁花,我只是照貓畫虎。
魏:我想到這些,是因為孔繁花和小紅這兩個人物太不一般了,歷來形容、評價女性的那些詞彙,無論是褒義的貶義的都不適合她們,這兩人遠遠不止是工於心計的農村婦女。如果說老子思想在老子之後變成權謀術數,她們好像把這傳統的權謀之術和現代政治手段熟練地結合在一起了,當然這兩個人又彼此不同(這也說明討論性別的差異就像用一個年齡段來概括一個作家群體的特徵一樣,常常會不得要領的)。我不是要追究到底是老子教唆了後人——人們從老子那裡竊取了權謀之術而後用於生存競爭,還是你爭我鬥本來就是人的生存本能,老子努力想要滌除它,不料反而使它變本加厲;而是想知道,面對這樣的人物、這樣的現實,儘管是它自己“非常頑強地要從字裡行間凸現出來”,而您也傾心於“寫出文化上的複雜性”,不過總還是有價值態度暗含其中的吧?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李洱(6)
李:我還得回到文化的複雜性上來。我常常驚異於中國文化的那種一鍋煮的能力,什麼東西都可以放到一起煮。這種能力在一個農村婦女身上也能夠表現出來。世界上只有一種文化可以把猶太人給同化掉,那就是我們的文化。神奇吧?太神奇了。我們的文化既是歷時性的,又是共時性的。說到“一鍋煮”,我就想到了“鼎”。“鼎”,本是三條腿的大鍋,煮東西吃的,但它卻成了中國最重要的禮器,成了國家和王權的象徵。任何骨頭到了“鼎”裡面,都可以融化成湯。在這個煮的過程中,原本清潔的文化,也會不斷產生新的變異,變腥,變臊;同時,本來腥臊的東西,在煮的過程中,也會產生新的變異,有些香噴噴的。林語堂悼念魯迅,說魯迅有一副大心腸,狗頭煮熟,飲酒爛醉,魯迅乃獨坐燈下而興嘆。面對這樣一種文化現實,文人更多的時候似乎也只能是興嘆。
具體到孔繁花,我想說,僅僅把她當成一般的村幹部,她還是好乾部呢,有責任心,不貪汙,還很想為百姓謀福利。但這樣的人,一旦進入小說,人們就會對她有許多不滿,或者說反感。說到底,這種不滿和反感,正是對一種文化現實的正常反應,而這正是我想要的修辭效果之一。
魏:這應該也是文學的價值所在吧。最近在《讀書》上讀到批評家稱《石榴樹上結櫻桃》有“輕喜劇風格”,我以為要說有這種特點的話,並非這一部,您其他小說在形式上都有這種特徵。比如“顛倒話”,可以說您歷來的作品,基本上都具有某種“顛倒話”的含蘊,只不過那些小說裡沒有出現民謠和兒歌罷了。我想,對於人性的乖悖、現實的荒誕的體認,一直在左右您的寫作。您怎麼理解真實/真相和荒謬/荒誕的關聯?
李:你說的是南帆先生的那篇評論吧?南帆其實對我有所批評的,我覺得他的批評有他的道理。他以前也寫過我的評論,對我的小說比較熟悉。他所說的“輕喜劇風格”,其實也不單是指這部小說。他其實希望我能在小說中表達出一種沉痛感。
我在前面說到,很多60年代生人的世界觀,從骨子裡就是非二元論的,也就是說,這是非自覺的。至於我本人,除了這種非自覺,還有一種自覺,那就是自覺地反對二元論。我的很多小說,習慣於表達一種悖謬性的經驗。但我不認為,這種悖謬性的經驗,僅僅是對事物的荒誕性的體認。真理的對立面也可能是真理,與真理的對立面一定是謬誤,對這樣兩種看法,我認為前者更有積極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