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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寫葛任的“羞澀”時，我記得我寫過一句話，說那是“個體存在的秘密之花”。正是因為無法準確說出我所理解的“羞澀”，我才用到了“秘密之花”這個詞，一個有生造嫌疑的詞。
有童心的人，才會有羞澀。這樣的人內心良善，不願違背自己的意願。不假言，不修飾，看到別人違願，也會感到羞澀。這樣的一個人，充滿著對細微差別的感知和興趣，並有著苦澀的柔情。對這樣的人來說，“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和世界息息相通。學識、閱歷和情懷，使得他對這個世界的體驗，永遠像是男女的初戀，但又比那種初戀深邃。在文學作品中要寫出這樣一個人，難度很大。寫“假醜惡”很容易的，寫“真善美”就很難了，寫“羞澀”就更難了。
魏：太美了！“個體存在的秘密之花”，我記得是借一個法國人之口說的，我當時頗費思量，轉念一想，我不能理解的言辭，也許人家老外正稀鬆平常呢，這句話就沉澱在記憶中了，是一種別緻的印象。我在解讀《石榴樹上結櫻桃》的時候大量藉助《老子》的觀念及相關闡述。我感到大作所描繪的生活現實和人物形象都是老子思想的反面例證，和魏天無談及此，他說您曾稱自己為“摻水的老子”，這或許是一句戲言，但我還是想請您談談。
李：那本是一句笑談。別人說，你也叫“李耳”？我就說我是加了“三點水”的，有很多水分的。《石榴樹上結櫻桃》所寫的鄉村生活，可能跟迄今所有小說所表現出來的鄉土生活不同。我並不是要故意如此，首先還是因為現實如此。老子的理想國從來沒有實現過，以後也不會實現。從這個意義上，幾乎所有描述現實生活的小說，都與老子的理想相悖。在所謂的全球化時代，某種現代的——乾脆一點說——是西方的，那樣一種制度化的設計，與中國鄉村的古老現實，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現實，一種意外的果實。淮南為橘，淮北為枳，但那種果實既不在淮南，又不在淮北，而是長在河心的那個荒島上，所以它非橘非枳。既然是在河心，它就要經受洪水的反覆衝擊，忍受河流的汙染。它自己很難受，有時還得忍受觀光客的嘲弄。這樣一種現實，在我試圖描述中國鄉土的時候，非常頑強地要從字裡行間凸現出來，它要說話，要發出聲音。
只要到現在的鄉村走一走，任何人都會發現，它與魯迅的未莊，沈從文的湘西，已經有了很多很多不同。沈從文的湘西只存在於旅遊畫報。我必須寫出這種變化。你知道，很多鄉土小說，喜歡去寫所謂的永恆的人性，這個去寫人性惡，那個去寫人性善。有個朋友告訴我，寫人性善的，當然是中國人的人性善，可以獲國內的獎；寫人性惡的，當然是中國人的人性惡，可以獲國外的獎。我一想，哈，好像還真的是這樣。但我不喜歡這樣寫。我喜歡寫出文化上的複雜性，喜歡去探究複雜語境中人的存在狀態。。 最好的txt下載網
李洱（5）
魏：這番話真的讓我開竅，所以還想問一下，是否有這樣的時候，面對某一生活事件或者現實情景，你覺得所感悟到的複雜性比所能說得出的複雜性更復雜，你通常都有十足的信心傳達出來嗎？一般的說，你在寫作中對“讀者”有過設想嗎？
李：我所能寫出的，只能是我感受到的一小部分，我無法做到“指哪打哪”、“意到筆到”，我永遠無法做到這一點。在意念和現實之間，那條鴻溝永遠存在。這其實是所有寫作者都會面臨的問題，包括卡夫卡，包括曹雪芹，不然《城堡》和《紅樓夢》也不會寫不完。也就是說，有很多東西是說不出來的，寫不出來的。
但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你一定要盡力“說出說不出來的”，“寫出寫不出來的”。你已經寫出來的那一部分，要能夠讓別人感覺到，你確實還有一些東西沒有寫出來。甚至可以這麼說，你已經寫出來的這一部分，它的意義就在於顯露出沒有寫出來的那一部分，那是個巨大的存在，它不可言說。你的言說的意義，就是讓人知道還有些東西不可言說。但是，那個不可言說的東西，只有透過你的言說，才能夠成立。
對讀者，我當然有設想。寫作是一種對話。小說當中應該有多重對話關係：作者與自己對話；作者與小說中人物的對話；小說中的人物之間的對話；作者、人物以及小說中的一草一木與讀者的對話。寫小說不是寫日記，不僅僅是反抗遺忘。我不喜歡故意取悅讀者，我認為那不是對話。故意取悅讀者，其實是對讀者極不尊重。
魏：對話和對話關係，我希望還有機會專門就這個問題與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