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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中篇小說獎。
現供職於《雨花》雜誌社。
畢飛宇自述：對命運與性格的好奇
畢飛宇
我喜歡許多東西，其中有一樣叫關係，也就是男女關係的關係。我們活在世界上，自然和這個世界就有了關係。這個關係在哪裡呢？在我們的感受和判斷中。因為是“我們”的感受和判斷，這一來就有意思了。人和人不一樣，有些人是一塊平整的玻璃，透過他，你看到了什麼世界就是什麼；有些人是凸透鏡，從他的身上你只能看到放大的本體，真相永遠是巍峨的，闊大的；有些人是凹透鏡，所有的一切到了他那兒就縮小了，千絲萬縷，纖毫畢現；而有些人乾脆就是鏡子，他是阻隔，你從鏡子裡只能看見他自己，當然，還有一些被顛倒的東西。所以，可供所有人信賴的關係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一個人是一個世界，一個人構成了一種關係。
關係這東西就是這樣變得可愛起來的。它有了蠱惑人心的魔力。究竟哪一種關係是可靠的，真實的？你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但是，有一種人，他渴望知道，這個人就是作家。作家最渴望得到的是一個資料，那就是，你的感受與判斷和這個世界能不能夠成1∶1的關係。換句話說，你能真正地知道世界的真相嗎？你憑什麼就認準了這個世界是“這樣”的呢？
由此，人與人成了一個核心的問題，我們彼此並不知道。它是寫作的困境，也是“活著”的困境。
更可怕的一點還在於，這個世界上有極權，極權給我們下了死命令，它告訴我們：“世界就是這樣！”如果你認為世界不是“這樣”，你就必須受到“教育”與“改造”，在“教育”與“改造”過後，我們變成了一個浩大的集體，中國人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集體。我們在集體之中，我們為集體而活著。
在許多時候，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其實處在泰坦尼克號上。當泰坦尼克要下沉的時候，你只能往下沉。這就是我反反覆覆在寫的東西。我與這個世界究竟可以構成怎樣的關係？這是推動我進一步往下寫作的基本力量。二
我的小說，寫了很多種型別的人物。但給讀者留下較深的印象的，一是農民，一是女性。《玉米》、《青衣》，包括我的新書《平原》都是這樣。
“五四”之後，面對中國的農民，許多作家都做了很多很好的功課。但是我認為，除了魯迅以外，大多數都做得並不好。我說做得不好，依據是什麼？我的依據是，許多作家都有一個道德癖，在他作為一個精英分子出現的時候，他是帶著感情來的，來幹什麼？來發放同情。我們的文學似乎有了這樣的一個鐵律：把同情心給了農民，然後，像模像樣地灑一兩滴淚，他的工作就完成了，同時，他自我美化的壯舉也就完成了。魯迅不這樣。魯迅面對農民的時候，他會仔細地看，正過來看，反過來看，甚至，翻過去看。魯迅的“農民”立體感要強得多。就憑這一點，魯迅高出了同代作家一大截。其實，在農民這個話題面前，作家是很難下手的。舉一個例子，我有一次到南京師範大學跟同學見面。一個同學到我家去接我，接我的時候路過樓的拐角，幾個農民正蹲在那兒。那個同學自言自語說：“純樸的農民。”我立即就停了下來，我說，你怎麼知道他是純樸的？你的依據是什麼？我告訴他，“純樸的農民”是一個判斷，你這個判斷是你的小學老師、中學老師、大學老師作為一種知識給你的，而不是生活給你的，不是你和農民在一起摸爬滾打，在一起構成了豐富、複雜的人際關係之後得出來的結論。如果你要說純樸的農民，我希望你把你老師的話全部忘掉，等你和農民有了接觸，和農民一起生活、血肉交融的時候，那時，你說純樸的農民，我就信。我要說的是，農民身上有純樸的一面，有絕對善良的一面，但是千萬別忘了，農民身上還有極其殘忍的一面。但是，對於農民身上的殘忍，輕易地去批判，我恰恰又是不敢的。為什麼？農民的殘忍自有其原因，一旦他失去了殘忍，他也許就無法活下去。所以，我首先要關心一個問題，在什麼樣的環境下面，我們的農民不需要殘忍，他還可以體面地活下去！所以，關於農民，這幾年我在反反覆覆地寫，其實，每一次寫的時候，我都特別猶疑，特別困惑。《平原》裡寫的也是農民，但我不敢說，我對農民有了發言權。對我來說，農民問題依然是個巨大的黑洞。
畢飛宇（2）
我的小說另外一個人物型別是女性形象。玉米三姐妹，《平原》裡的三丫、吳蔓玲，都是我比較用心的物件。談到這裡，我可以引用一位哲學家的話：“只有婦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