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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嘗試，寫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我想完全透過想象的飛翔，透過一雙翅膀，把我的感受還原成現實，其實，它是一次浪漫寫作的嘗試，所以，我在乎來自外部的評價。《平原》不一樣，它是我“必須”寫的作品，不管你給它一個什麼評價，正面的也好，反面的也好，說到底我都不在乎，我一定要在四十歲前後，我最年富力強的時候，給我內心一個交代。正如我在書的封底所說的那樣，寫完了《平原》，我踏實了許多。我表達過這樣的意思，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太重要了，也許對全人類都是重要的。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時期，如果我不發出自己的聲音，那就對不起自己。儘管我對70年代並不喜愛，但從寫作的角度來說，它是上帝給我最豐厚的禮物。現在，我有了交代，我是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才寫《平原》的。
張：批評者雖有自己職業的觀察立場，但我能理解您這種“交代”的深刻含義！最後想請教一個問題：作為一位年輕的親歷者，您對1985年以後當代文學這二十多年來所經歷的變化，有怎樣的感受與理解？這些變化對於像您這樣的寫作者，又意味了怎樣的挑戰或機遇？
畢：其實是一個輪迴。什麼意思呢，五四時期中國文學是以西方文學作為先鋒回到本土的，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依然是以西方文學作為先鋒回到本土的。而這一次的“回”，比“五四”的“回”，回得更加有效，更加徹底。就是說，新時期的文學，依然是一個使用柺杖的文學，我當時使用柺杖，先鋒小說家也在使用柺杖。這個柺杖是西方的柺杖，不是中國的柺杖。當然，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作家尤其是那批好的作家，全部回到中國的本土經驗上來了。我們現在寫的都是地道的中國小說。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大事！
張：在承認前人功績的前提下，現在的文學走到一條真正的通向“中國”的寫作道路上來了。這條道路無論我們對它的評價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無論有多麼複雜，它的開始肯定具有重大的史的意義。莫言、餘華等人的中國書寫，在這一點上具有非凡價值。
畢：你講到這個話，我願意用另外一句話為我們今天這個談話做個總結：今天，我對中國當代文學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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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惠芬（1）
孫惠芬簡介
生於1961年。遼寧莊河人。
1986年畢業於遼寧大學中文系。歷任莊河縣文化館創作員、縣文化局副局長、《海燕》雜誌編輯、專業作家。
1997年小說《臺階》獲《小說選刊》獎。
2002年獲馮牧文學獎？文學新人獎。
長篇小說《歇馬山莊》獲遼寧省第四屆曹雪芹優秀長篇小說獎，中篇小說《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優秀中篇小說獎。
現任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孫惠芬自述：我的寫作歷程
孫惠芬
鞍山市作家協會舉辦小說創作座談會，文暢老師讓我來談談小說創作，這給了我很大壓力，其實，談小說本來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特別對我來說，各種談話，我最喜歡的還是談小說。但那都是朋友在一起，一兩個人，與這麼多寫小說的朋友談如何寫小說還是頭一回，所以不免感到緊張。
這些年來，我寫小說是有很多困惑的，可以說我是從困惑中走過來的。我最初寫作是因為心情壓抑，需要傾訴。其實我的第一篇發表的小說是在上世紀80年代，就是我回到農村參加勞動的時候寫的一篇日記。在此之前，我內心一直有一個夢想，那夢想就是走出農村。剛才跟鞍山的朋友聊天的時候說，小時候我家糊牆的報紙上，常有黑體的標題，寫著“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那時候看到這句話，心裡特別地激動，就想將來有一天我一定進城當工人。可是在我初中還沒畢業的時候，因為家裡突然出現一些變故，初中沒畢業就回到農村了。沒有實現內心的願望，心裡非常壓抑，特別需要傾訴，在地裡幹活的時候，把記日記當成了每天傾訴的方式。當這些日記得到發表之後，我也沒想到將來要當作家，當時就是發表一篇還想寫下一篇。這種發表給我帶來了很多刺激，很多動力，然後就一篇一篇地寫下去。
當我寫了兩年的時候，也就是小說處女作發表兩年之後，大連文聯就送我到遼寧文學院上學。到遼寧文學院是我從鄉村走出來看到城市的最初，可以說進城對我來說是多年來一直嚮往的事，可是沒有想到城市卻給我帶來壓抑和苦惱。剛到文學院時覺得自己都不會寫字了，面對那些從城裡來的作家非常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