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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跟大家交流的時候很有自卑感。這種自卑感來自許多方面，比如說，在舉止言談上，莊河話很土，穿著也很土，地理條件也不好。所以心裡非常自卑。因為自卑，自然就很壓抑，在同學當中很少說話。我當時內心可能滋生著許多別的想法，這種想法在我的《小窗絮雨》中表達出來了。當我對城市有了一些瞭解的時候，我還得回到鄉下去。因為在城市裡感到壓抑，就特別想家，想念鄉下。我的家裡有上了年紀的奶奶和父母，他們很想念我，我也想他們。我是家裡最小的一個孩子，很小的時候就跟老人在一起，當時幾乎每個月都需要回家。回家的時候，雞鴨鵝狗那種氛圍，我覺得特別親切。可是待不上幾天，就想回到城裡，回到學校這種氛圍裡，這兩種氛圍在內心的衝突特別大。還有，我小時候是在一個十八口人的大家庭長大的，內心特別願意替別人著想，比如說，我母親有三個兒媳婦，因為我孝順母親，就要看嫂子們平常的臉色和表現，就願意觀察她們的內心，主要是願意婆媳之間、姑嫂之間和諧。所以當我進城之後，有時回鄉就帶回一些城市的東西，每次回去都大包小裹地帶一些卷頭髮的髮捲呀，紗巾呀，一些比較便宜的衣服呀，等等。從鄉下回來的時候，就想城裡人需要什麼呢？就帶一些花生啊，地瓜啊，這種往返把我的身心搞得非常疲勞。就是這種衝突，在心裡積累了很多很多要抒發的東西，《小窗絮雨》就是寫這種心理衝突，這是我在《上海文學》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受到關注的作品。那是一篇沒有什麼章法的小說，完全是內心一種塊狀的湧動，鄉村的很多圖景在我心裡，城市很多同學的聲音在我的心裡，可以說是在衝突中寫完了這篇小說。現在回過頭看，那篇小說其實存在非常多的問題，但是，它是我內心衝突的產物，它真實地反映了我的內心世界。所以說，小說對於我，它是我個人心靈生活的反映。在《小窗絮雨》之後，90年代以前，我所有的小說都是那種不自覺的狀態，都是像《小窗絮雨》那樣，內心有衝突了，要表達、要寫，就寫了。應該說好多年，也還是不自覺地寫作，沒有進入對文學的自覺追求。 。 想看書來
孫惠芬（2）
《小窗絮雨》之後，有了一些反響，好多人說我寫的是本色的生活，像本色演員一樣。聽了這話，我覺得彆扭，挺不服氣，我就想，我難道只能寫本色，就不可以寫別人嗎？於是在這個時候，就想怎麼樣超越自己，當然，想超越自己是對的，但是對本色生活的這種逆反，在當時是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在《小窗絮雨》之後，又寫了一個《變調》。《變調》也是個人內心衝突的反映。那時我剛從文學院畢業，回到莊河縣文化館，文化館是小城文化人聚集的地方。到了文化館，一二十個人在一起，大家又都是文化人，互相不敢多說話，每天辦公室一點聲音都沒有，我就感到特別壓抑，那種壓抑簡直要讓我崩潰了，得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後來，參加《鴨綠江》的筆會，我當時睡不著覺，也寫不出東西。別人給我一片安定——那是我第一次吃安定，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可以讓人睡覺的藥片，吃下去之後，天昏地暗地睡了兩天，兩天睡好了，神經得到調整了，就寫了《變調》。反映的是我個人跟小城文化人在一起時的內心衝突，是理想和現實的矛盾。這篇小說和《小窗絮雨》是同期的，也是同樣的一個水準，它反映的是我內心同樣的狀態。在這之後，我覺得我不想做本色演員了，可是呢，我不知道該怎樣寫別人，完全不會寫了。在1989年以前這段時間，也發表了一些作品，但那些作品，我現在不敢回頭看，寫得很糟糕，有明顯的模仿痕跡。那三年我確實很痛苦，不知道如何抵達別人。到了1990年之後，我覺得似乎又找回了狀態，找回來的，就是還要回到我的內心。首先做本色演員寫自己，把自己內心對生活的感受寫出來，然後再透過自己的內心去揭示別人的內心。到1990年的時候，我知道應該永遠貼著自己的內心去寫別人，寫別人在想什麼，別人在做什麼。那時我寫了兩篇小說叫《四季》和《中南海的女人》，這兩篇小說我自己認為對我很重要。《四季》是在《鴨綠江》上發表的，《中南海的女人》是在《作家》上發表的，兩篇寫的都是鄉村生活，但我好像有了一些虛構的能力，這是由於一方面我知道該怎樣貼近自己了，一方面大量地閱讀，從優秀作品中吸取營養。狀態調整了，也就煥發了想象力。我寫的是鄉村四姐妹，到小鎮上開了一個飯店，她們到了小鎮打破了小鎮的平靜。而小鎮上又來了一個馬車伕，帶來了客人，到了這個小飯店，這又打破了四個女人的平靜，這跟我在那個時期對女人、男人、男女之間的體驗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