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熱線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需要開闢一個新天地，一方面又要告訴自己，要允許自己失敗。
張：批評會永遠存在。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讀者都喜歡，但能讓一部分讀者非常喜歡就足夠了。那表明他一定是有什麼地方打到了人性的最深處，譬如《玉米》和《青衣》。
畢：這個話我非常喜歡：打到人性很深的地方。
張：《玉米》是您最受讀者喜愛的小說。但對於玉米，您曾說過：“如果玉米是我的母親、妻子或女兒，這麼說吧，如果玉米是我的鄰居或辦公室的同事，我將如何和她一起度過漫長的歲月呢？這個虛空的假設讓我心慌。我對玉米一定是禮貌的，客氣的，得體的，但我絕對不會對玉米說，你圍巾的顏色不大對，你該減肥了。我感覺到了我們在氣質上的牴觸。”這是否表明，您對玉米這一形象持以批判的態度？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畢飛宇（5）
畢：這其實是兩個問題，一是對《玉米》這篇小說的評價，一是對玉米這個人的評價。對小說《玉米》我是滿意的，對“玉米”這個人我真的不愛。按道理說，一個小說家寫出一個人物被人廣為接受的話，你就應該對這個主人公有特殊的感情。是，我對她也有特殊的感情，但不是那麼回事，我不愛她。我在整個寫作過程中，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不停地在和玉米掰手腕。這個女孩子的力量太大，我的人整個兒繃著，我始終在和她較量，她的一舉一動，始終在侵犯我的內心。而我在一步一步地安排她的命運，這構成了一種相互侵犯的關係，互不相饒，互不妥協，所以我特別振奮。我真沒想到《玉米》這篇小說我四十天就把它寫完了。我非常迷戀這個創作過程，那時候恨不得寫得長一點，拖上一年半載的。可事實上，四十天之後，我就把它寫完了。所以偶爾我還會回憶起來我寫《玉米》的那個狀態，好長時間魂不守舍。
張：不少人都是從權力文化的角度討論《玉米》的。
畢：是。不過這裡頭還是有區別的，我強調的其實是“極權文化”，而不是“權力文化”。二者有天壤之別。
張：您使用的概念和通常的概念可能有一定區別，批評家談的“極權”指的是革命或者法西斯的一套體制，“權力文化”則與中國傳統有關。您談的“權力”則可能是人最基本的權利，更切近自由主義的概念。
畢：關於權力、極權，我們沒有必要把福柯等一系列的哲學家們拖出來談。我不喜歡那樣，那是學者們所做的事。談這個問題，還是要從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來談比較好。對一箇中國人來說，什麼是權力？什麼是極權？複雜嗎？不復雜。福柯這個人真的是不講理的，在權力面前，人是不自由的，這句話等於沒說。權力就是專制，這句話也等於沒說。我不喜歡穿衣服，可是，太陽有它的權力，在冬天，它跑到南邊去了，天冷了，我們能不穿嗎？
張：其實，讀者對玉米的理解可能和您、和批評家都有一定差異。玉米很有心計，甚至也使手段，但最終呢，很多讀者還是很喜愛她。這表明儘管您不愛玉米，但您的寫作重現了一個人的基本權利。玉米做得不盡對，但她所以如此是因為她的環境。她需要那樣生活下去，她不會因為您這個作家不喜歡就不那樣。您把她的內心展開了，讓讀者在通常判斷為錯誤或不正確的行為之下看到了人性。這人性不是黑暗，而更多的是苦難與合理，是憂傷，是承擔。這或許就是您和她“掰手腕”的原因。您不喜歡她，但您寫作的方法提供了她被讀者喜歡的人性的光芒。所以，讀者的喜愛應該在此，而未必是批評家所說的與曹七巧的相似。
畢：將玉米和曹七巧放在一起比較，挺有趣。其實她們完全不一樣的，即使是相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面，我都有信心把它重寫一遍。
張：說一句對張愛玲未必恭敬的話，她也許還沒有挖掘出曹七巧更深的內心世界。
畢：王安憶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她比張愛玲更寬，我不認為王安憶自大。張愛玲是一個溫度計，她把自己粘在中國社會的末端上，拉出一具屍體，然後，把屍體的體溫告訴了我們。張愛玲的貢獻就在這裡，所以，她是冷的。
張：很多人還注意到了您“王家莊系列”中的權力文化問題，譬如汪政認為您的小說是“中國社會的權力映象”，李敬澤認為《平原》描寫了“*”中權力複製的荒誕及其對人性的扭曲。這類說法與您自己關於“人在人上”的“鬼文化”的思考有關。所以我想知道，權力對於個體的壓制是不是您考慮的重心，或者說，權力對人的控制是不是您展開想象的基本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