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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都過著平常生活的心境，我又重新找到了寫作的基點，又繼續開始寫作。應該說，有了這次刺激，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內心有了新的變化，覺得自己好像更強大了。就拿對待獲獎來說吧，我心裡就發生了變化。獲獎確實給了我鼓勵，可是我知道，評獎機構是由人組成的，想讓它評得很精確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當今社會，評獎是件很複雜的事。我內心確實沒把評獎看得多麼重要。關鍵還在一點，像我們政府機構那種評獎，一向是注重端莊的作品，但文學作品有多種風格，有的人一生也不會去寫端莊的小說，那他就一生也不會去問津某些獎項。但是，他可能是最優秀最出色的作家，所以對評獎這東西，我內心還是清醒的，也很防範它對我的撞擊。我覺得這次《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獲獎，就沒有給我帶來《歇馬山莊》出版那段時間內心的飄，可以說一點都沒有。 。。
孫惠芬（4）
從2000年之後，我寫小說就好像能夠理性一些。《民工》和《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就是我往理性深處走的一部分。在大連我要買房子，去看房時，看到一些民工。有一天在我家樓下，看到一對父子揹著行李，很痛苦的面容，好像是回家奔喪。我突然想，他們要是回家奔喪，就離開了城市回到農村，那麼民工進了城之後，他們和城市的關係是什麼樣呢？他們回到家鄉，和家鄉的關係肯定不是原來的樣子了，他們看到親人，和親人的關係是怎樣呢？那時我就想，如果他的親人去世了，他們奔喪時將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呢？就是這一系列思考，觸發了我要寫這部小說的衝動。其實，我能想到這些關係，還是與一些理性的思考有關，在《民工》這篇小說裡，我寫了民工與城市、民工與鄉村、民工與親人的關係。現在的民工紛紛離開家鄉，民工的家鄉到底在哪裡？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有一種迷失的狀態。其實我寫出的民工，他們的經歷，他們的苦難，他們的吃不飽飯，最後只落在迷失上。這個小說就是以一個迷失的狀態結束的。我自己在思考，也讓人們去思考。寫完《民工》之後我就想，你寫的民工是男人，那麼作為民工的女人是什麼樣子呢？民工在家鄉的妻子們是什麼樣呢？於是我就開始想，我的下部小說要寫一寫民工的妻子。其實在這之前，已經有了一個靈感。那來自一個朋友的一句話，說不知為什麼他的一生總有一個人是他的對手，好像人的一生所要面對的就是兩個人：自己和一個對手。他的話一下子觸發了我，我當時想的不是對手，我想，其實人的一生，自己身邊沒有幾個人，可能也就一兩個人！你的領導、你的丈夫或者你的情人。在你的生活中，肯定一直有一個最強大的佔有你的內心的人，他會不斷地在你的生活中替換著，一個時期又一個時期。人的一生就兩個人，“兩個人”就是一個靈感。但是當時我沒找到一個載體。當我要寫民工的鄉下女人時，我就想到了把兩個人安排給兩個鄉下女人。當她們的丈夫成了民工之後，她們兩個變成了彼此最大的一部分，彼此最為需要。因為鄉村特別寂寞。
現在鄉村的女孩子和過去不同了。現在的鄉村在失落，失落了什麼呢？城市的文明打碎了鄉村原來的狀態，使鄉村人心裡的夢想都飛出去了，飛出去之後，空了，精神家園不在了。我覺得失落在這兒。記得鐵凝有篇文章，其中的一個說法叫“文明的強暴”。她是說，有一個鄉村女人，她活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一個人開進一輛拖拉機，原來的農民丈夫就是扛鐵鍬的，泥裡土裡的，突然有一輛拖拉機在村裡的道上響起來。本來鍾情的丈夫突然被她拋棄，她移情到開拖拉機這個男人身上。這個開拖拉機的男人有什麼優點？並沒有看到，其實是文明的東西承載在這個男人身上，是文明強暴了她，就是“文明的強暴”。這個詞特別好。現在的鄉村人其實是被文明強暴了，這種強暴是不可抗拒的，強暴之後鄉村人的心裡有迷失，有空白。我尋找的就是這樣一種狀態。我想寫這兩個女人，她們的內心彼此吸引，彼此在鄉村寂寞的生活中吸引。她們對城市有一種盼望，一個是進過城的，一個是對城市有盼望的，兩個人走到一起，因為孤獨而互相體貼，女人的友誼在建立。但是，當她們真正建立友誼的時候丈夫又從外面回來了。有一個回來，有一個沒回來。她們之所以有了友誼是因為她們的丈夫不在家，當有一個丈夫回來的時候她們的友誼就會受到傷害。那麼，其中一個丈夫沒回來，妻子的內心就很脆弱，那種脆弱就經不住人性的東西的挑戰。比如說，她一想到跟她有友情的這個女人，曾經在城裡擁有過很多男人，就是做那種“小姐”吧，人性的這種東西立即就刺激了她。她在這種時候既沒有身邊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