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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我的人生轉型：從一個熱血青年變成一個偏重於思考的人。我開始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觀察我們的時代，然後回溯到過去，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釋、道三家進行了研究、分析。
李：的確，從散文集《千尋之旅》中可以發現您的心路歷程。您在散文《朗吟飛過洞庭去》中說：“很長的時間裡，我也一直襬脫不了‘憂’字的困惑，直到現在，它仍是我一觸即痛的心理情緒。雖然，我用了整整四年的工夫，把自己的儒家人格改變成釋家人格，每年擠出時間來進行佛教旅遊，只要一有空就焚香誦經，把擱在心中的一個‘憂’字換成一個‘寂’字。但是，一來到岳陽樓這樣特定的地方，仍免不了當一回憂國憂民的泫然之士。”您這樣一種矛盾人格在張居正這一人物形象身上有所體現嗎？
熊：我喜歡他就是因為他有兩重人格：儒家人格和佛家人格。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從來都是按照儒家人格來塑造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樂觀，“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這些在張居正身上表現為富國強兵的理想。他說只要能實現理想，“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這正是釋迦牟尼成佛的方式。這在有關文獻和他的書信中有記載。他所說的“萬箭攢體，不足畏也”引起我的思考，是我在九華山上拜佛的時候。地藏菩薩是普度眾生之人，他的一個誓言使我想起張居正：“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只要地獄裡面還有一個魔鬼，我就不能成佛，我要拯救他；只有所有的眾生都到極樂世界，才證明我的大乘佛教是救世的。所以我說沒有慈悲為懷這樣一種心胸，是沒有辦法當救世主的，也沒有辦法當偉大傑出的政治家。張居正的墓園重修以後，我題詩道：“大悲心不滅，方為楚狂人。”楚狂人的前提是要永遠懷有大悲之心。英雄救世，菩薩救心，你想當一個政治家，既要救世，又要救心。
李：您在小說中塑造了兩個狂人形象，一個是張居正，另一個是何心隱。何心隱代表的是一種什麼型別？何心隱說張居正代表的是官心，自己代表的是道心，如果張居正既要救世又要救心，他們之間的矛盾說明了什麼？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熊召政（4）
熊：這個問題提得很好。這牽涉到文化的歸宿感。兩個人都是狂人，但為什麼水火不容？張居正是要建立一個世界的秩序，是立；何心隱是在毀壞一個世界的秩序，是破。張居正有很多破的東西，但他是為了立，何心隱立了很多東西，但他是為了破。道一定要把它納入秩序的範疇，這是政治家的任務。這就是官心與道心不能相容的地方。譬之於佛教，張居正屬於大乘佛教，何心隱則屬於小乘佛教。何心隱自稱為聖人，但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對聖人是有一個客觀標準的，那就是你對人類建設了什麼東西，而不是毀滅了什麼東西。但對這兩個人物，我絲毫沒有褒誰貶誰。
李：我一直很想探究一個問題，那就是您是如何把文化這種抽象的東西轉化為小說藝術的，您剛才所說的小乘與大乘的關係，就很明白地揭示了您在人物塑造上的匠心。
熊：每個人物的構思、定位都代表了一種哲學觀念，代表了一種文化。大乘著重利他，小乘著重自己解脫，一個是普度眾生，一個是度我自己，二者是利他與利我的關係。我把這個思想灌注到人物身上去，使人物活起來。作為一個小說家，我關心的是他有沒有把思想作為整個故事的依託，為什麼你讀有的小說也會覺得好看，但讀完了就不願再讀第二遍，原因在於它只有故事。就是說這樣的小說盡管有皮、骨頭、肉，血液也在流，可是你看不到它的靈魂，看不到它的神經系統，我就是要恢復人物的神經系統。
李：《張居正》給人的印象是點點滴滴都在寫文化。您在小說中還寫了大量的道教文化現象，譬如煉丹、風水。
熊：最難把握的是道教。道教稍一不慎就會落入邪教，因為組成它的文化資源太複雜。比如方術、齋醮、煉丹，等等，它既體現了中國古文化的燦爛，也把我們國人的文化觀引入歧途。我在小說中寫出了佛教的純粹性和道教的複雜性。比如王真人以童男童女的方式煉丹就純屬無稽之談。道教如果落入邪教，它會把最簡單的問題複雜化，而佛教從頭至尾都是把最複雜的人生簡單化，它們是對著走的。所以，哪怕是一般智商的人，文盲，都可以進入佛教，而只有根器很銳利的人才能掌握真正道家的精髓。一般人進入道教的方式全是迷信，如占卜、打卦、風水，但是每一個道家的分支裡面都蘊含有真正的文化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