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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您在小說中貫穿這種文化的自覺，意圖何在？
熊：應於可訓先生主編的《文藝新觀察》之約，我曾寫了一篇名為《讓歷史復活》的文章，算是拙著的創作談。文章裡我論及歷史的真實主要存在三個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實；二、風俗民情的真實；三、文化的真實。我還說到，前兩個真實是形而下的，比較容易做到；後一個真實，是形而上的，很難做到。但是隻有復活了一個時代的文化，當然不是文化表象，而是文化心理，才能把抽象的文化真實轉化為小說藝術的真實。我在小說中寫到玉娘與高拱、張居正的關係。今天我們大家罵一個人是貪官，其中有一條罪狀就是包二奶，這是今天的道德觀，今天的文化真實。在明代，最好朋友之間買姑娘相送，那叫朋友情誼，沒有任何一個人說這是道德敗壞的表現。邵大俠買玉娘，調教得那麼好，送給高拱，就是因為高拱沒有兒子，這在今天是大逆不道的。而明代那麼多攻擊張居正的人，也沒把他與玉孃的關係作為理由說作風不好，亂搞女人。這在當時是一種為世人認同的風俗人情。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用戚繼光買胡姬送給張居正來說明張居正的*，這在明代其實根本不是*，而是一種文化真實。我在小說中還寫到曲流館風波，朱翊鈞作為皇帝，一件*事為什麼引起李太后的震怒？這又牽涉到李太后的心理真實。李太后的丈夫隆慶皇帝因為酒色過度，三十六歲就死了，她很害怕兒子短命，而且自己好不容易才掙下太后的地位，正是出於母愛和自身的利益考慮，她不允許兒子像丈夫一樣，走上一條讓人失望的道路。這恰好就是李太后的心理真實。而且，歷史上記載她真要廢朱翊鈞。所以我認為一個最優秀的小說家的特點，就是能把每一個人的文化身份確定下來，而且找出他的合理性。我認為每一個小說家筆下的人物一定有屬於他的文化身份。
熊召政（5）
李：您創作《張居正》時的心態是否與您對文化真實的追求有關？
熊：是的。做人不要患得患失，把個人的名利看得淡一點，但是要把你的事業看得濃一點。太入世的人，他必定走不遠，太出世的人，他必定缺乏激情，所以我說，任何一個大的東西的產生，都是理智與激情雙重作用的產物。別人要在張居正的老家給他修牌坊，他立刻派人拆掉，這是真有的事。他說我自己拆，比我死了別人拆好，他對自己是有一個基本估價的。因為遼東大捷，很多人得到封賞，只有張居正一個人堅持不受。可是在殺降冒功真相大白後，有人說上了張居正的當，其實他當時確實不知事實真相。我是要在創作中透過真實的歷史事件，呈現出每個歷史人物的文化心理真實，而不是用現在的道德觀去評判歷史人物，這就是我的心態。所以，高拱看起來也不是一個壞人。我這裡面沒有純粹的好人和純粹的壞人。
李：您在散文《猿嘯中的鄉愁》中說：“屈原不但不迴避命運的泡漩，反而縱身一跳，讓越旋越緊的泡漩給他壯麗的生命畫上了一個完整的句號。他這麼做，按今人的觀點，追求的是人格美而非人性美。人格是凝固的，而人性，則如眼前的江水，是流動的，不可遏止的，一旦投入就註定要生活在漩渦的中心。”您在塑造張居正這一藝術形象時，是側重人格美還是人性美，或者說兩者兼而有之？
熊：對張居正我更多地感念他的人格美，而對玉娘我感念她的人性美。就是說，一個女人愛一個男人的時候是沒有條件的，而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是有條件的。
李：可是張居正在人性、人情方面似乎弱一些。
熊：是弱一些。我猶豫過，要不要把張居正寫得過分兒女情長？後來我省略了一些他更多的人性的一面，自然流露的一面，讓他儘量剋制自己。比如說邵大俠的問題，他始終不願意點明，一方面他沒把玉娘放在對等地位，張居正是玉孃的生命，而玉娘只是張居正整個生命中一個不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我想的是，一定要把玉娘人性的單純剛烈全部展現出來。如果張居正墮入情網，他在國事上就會非常糊塗，所以在歷史上愛情成功的政治家很少。衡量政治家的標準，不是要他有成功的愛情，而是希望他身邊有愛他到死去活來的女人。
李：這是您在人物關係上的整體佈局？
熊：我是想用玉孃的人性美來反襯張居正的人格美。
李：這種人物關係使人想到了《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與薛寶釵的性格反差。而且第一卷中玉娘唱的《木蘭歌》，使我馬上聯想到《紅樓夢》中的《好了歌》，您的創作是否受到《紅樓夢》的啟示？
熊：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