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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突圍到紮紮實實的文學狀態中去；從客廳寫作突圍到面向社會面向大地的寫作中去。如今有些青年作家，也有一部分沉不住氣的中年作家，日思夜想的是幹一次空手套白狼的寫作暴富，在沒多少感情投注、沒多少生活投注、沒多少藝術投注的情況下，企圖靠炒作和包裝來一夜之間紅遍天下。這是一股傳染性很強的文學逆流，也是一種文學的集體癔症。那些嚴肅的作家，有使命感的作家必須保持警惕，同時要用你的結實的、有分量的作品來同這股逆流抗衡。因為文學是有著它的永恆的標準的。第三點，我一再強調，一再感謝生活，這是我發自肺腑的話。如果你不深入生活，不向鮮活的生活索取靈感，不進入到生活的角落，你的作品就不能保持住文學最寶貴的品質——真誠，就無法達到文學追求的最高目標——真理。我永遠相信生活，不僅因為生活給了我故事，生活給了我靈感，生活給了我思想，生活給了我感情，生活給了我才華展示的舞臺，更重要的是給了我一種寫作者的自信。
對話陳應松
靈魂的守望與救贖
周新民 陳應松
周新民（以下簡稱周）：陳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採訪。首先您能跟我談談您的文學啟蒙教育嗎？
陳應松（以下簡稱陳）：這真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我最早的時候是學畫畫的。小時候很喜歡畫畫，但我作文又很好，在高中的時候開始寫詩。高中的時候我的老師寫詩又畫畫，對我影響非常大，於是我開始寫詩。
周：在您離開學校走上社會後，有哪些契機促使您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陳：離開學校後，我下放當知青，到了一個水利工地捶石頭，因我會畫畫，就被借到指揮部。我在那裡主要辦牆報，寫寫畫畫，寫的是鼓舞士氣的快板詩之類。就這樣寫了大量的“詩”。
周：還有別的什麼原因嗎？比如說某些偶然性的因素。
陳：是的，促使我繼續堅持文學創作的機會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我寫了一些詩歌寄到文化館，但後來就沒有迴音了。我又到縣城的電廠當“亦工亦農”，相當於現在的打工仔。有一次回小鎮，在車上和一位同學遇到，高談闊論，後面一箇中年人聽到我們的談話，問我是不是陳應松，因為我和同學談話時互呼了名字，並且談的是文學。我說我是，然後他說他是文化館的，叫陳善文，他說他們的《革命文藝》發表了我兩首詩，是我在電排工地寫的，後來寄過去又打了回來，說是查無此人。他就叫我趕快到文化館去拿。其實我工作的電廠離文化館很近，不足百米，但因為工作很累，我從來沒有進去過，當他跟我說的時候我已經忘了寄的幾首詩。然後去拿刊物，看到了自己變成鉛字的作品。就這樣認識了文化館的老師，然後認識了縣城的很多業餘作者，這就繼續寫詩了。確實很偶然的，文學創作它真的很偶然，當然與你自身素質也很有關係，因為我本來就愛好寫作，但因為我認識了文化館的文學老師，就放棄了畫畫。到現在我還是非常喜歡畫畫，仍難割捨，不過一心不能二用。
陳應松（4）
周：除了這個極偶然的因素外，與你生長的地域是不是也有一點關係，因為公安在文學史上是很有名的，出過一個“公安派”。
陳：現在回想起來肯定是有影響的。從較大的地域因素來講，我的出生地公安，甚至整個荊州，是楚地的中心，這塊地方文風深厚，楚文化的博大使你不想受薰陶也不可能。公安又有“公安派”。“公安派”的“獨抒性靈”，跟這塊土地也有關係吧。此外這個地方有濃郁的民間文化，對我的文學創作的影響比較大，我的外祖母很能講故事，我熟悉的鄉人都能講，特別是鬼故事，楚人好巫，在我的家鄉尤其如此。從小我感受到的巫鬼氣氛，激發了我的想象力，那種記憶是對文學最好的滋養。
周：您具體生活的環境，比如您成長的村莊、小鎮對您的文學創作也有一些影響吧？
陳：我出生於一個非常小的小鎮，小鎮對我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這個小鎮裡有一大批讀書人，讀書的氛圍很濃厚，可以讀到很多小說，當時的很多小說我都能看到，什麼《青春之歌》、《小城春秋》、《紅巖》、《鐵道游擊隊》、《紅旗譜》、《清江壯歌》，等等。我家裡很窮，我是一個左撇子，當時有一種遊戲叫“打波”，就是打分子錢，我這個左撇子非常準，總是贏錢，贏了錢，我除了買顏料畫畫，就是買書。小鎮的供銷社裡有賣書的，魯迅的書全有，那時的書很便宜，都是一兩毛一本，我現在還儲存著那時買的一套魯迅的書。魯迅潛移默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