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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急欲事先遣使各國瞭解情況。但此時清政府根本沒有具有基本外交常識和了解國際禮儀的官員，找不到能擔此任者。更重要的是，清政府一直堅持外國駐華使節晉見中國皇帝時必須下跪行禮，而中國是“天朝上國”，中國使節覲見外國元首、皇帝絕不能行下跪禮，況且外國也不要求中國使節行下跪禮。不過，問題接著就來了，本就不願對中國皇帝行跪禮的“化外之邦”就會更加理直氣壯，因為中國使節不對外國元首行跪禮，外國使節同樣也不必對中國皇帝行跪禮。
形勢要求中國必須對外派使，但具有最高權威性的“禮”又使中國不能對外派使。正在這不派不行派也不行的兩難之際，1867年11月，美國首任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五年任期屆滿卸任，來到總理衙門向恭親王奕？辭行。本來一樁例行公事的外交應酬，卻非常意外地使這一難題迎刃而解。
蒲安臣1820年出生，1846年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在波士頓以律師為業，兩年後進入政界，積極參與了當時轟轟烈烈的廢奴運動。1855年，他當選為眾議院議員，1856年發表名為《馬薩諸塞州的抗辯》的著名演說。這篇演說是美國解放黑奴運動的重要文獻。在1860年總統大選中，他全力協助林肯競選。林肯就任總統後，於1861年春任命蒲安臣為美國駐奧地利公使。但奧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經發表過支援當時在奧地利統治下的匈牙利革命的演說為名，宣佈不歡迎其人。此時他已在赴奧途中，到達巴黎後才得此訊息，一時進退兩難。這時，恰逢中國允許列強派使駐京，林肯於是改派蒲安臣為駐華公使。1862年7月，蒲安臣作為清政府接納的首批外國公使之一入駐北京。
蒲安臣駐華期間，美國的對華政策主要還是追隨英、法等國從中漁利，與中國未有嚴重衝突。尤其是美國在1862年提出的對華“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更有好感。“合作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在中國的一切重大問題上，美國要與英法等國協商合作，贊助中國政府在維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條約口岸內既不要求也不佔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國政府對於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轄，不威脅中國的領土完整。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蒲安臣不僅與英、法等國“協商合作”，也與清政府“協商合作”，在中美一些具體問題處理上注意與清政府溝通，因此奕？等人對他印象甚佳。所以，在歡送蒲安臣卸任的宴會上，聽到他表示今後中國如與各國有“不平之事”，自己願為中國出力、如同中國所派使節這番客套話時，奕？等人卻靈機一動，認為如真能請他為中國外交使臣，既可達到遣使出洋的實效，又能避免“天朝”往外遣使的體制問題和中外禮儀的糾葛，因為他畢竟是“洋人”不是“天朝”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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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節：為清廷打工的美國外交官（2）
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等人的支援之後，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請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奏摺首先闡明瞭中國派使的重要性，然後讚揚蒲安臣“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從前英人李泰國所為，種種不合，蒲安臣曾經協助中國，悉力屏逐。造後迴轉西洋一次，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並且說明，由於中外禮儀不同，“用中國人為使臣，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臣，則概不為難”。朝廷也認為這是一個既不失中國體統又解決實際問題的兩全其美的辦法，所以立即批覆同意。外國使臣謹見中國皇帝不行跪拜之禮，清政府認為有損國體國格，而任命外國人為本國外交使團領導，清政府反不認為有損國體國格。如此愚頑，確令人啼笑皆非。
清廷決定委派蒲安臣作為中國政府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率使團出訪，但又擔心英、法兩國有疑慮，於是決定加派一名英國駐華使館官員為“左協理”，一名在中國海關任職的法國人為“右協理”。同時，又派記名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二人同蒲安臣一同出使，亦任“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使團隨行人員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同文館學習外語的學生，充任翻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外交使團就這樣組成。
蒲安臣畢竟是外國人，所以清政府還是對其許可權作了某些規定。總理衙門曾就限制蒲安臣許可權向皇帝報告說：
凡於中國有損之事，令其力為爭阻；凡於中國有益之事，令其不遂應允，必須知會臣衙門覆準，方能照行。在彼無可擅之權，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見效，即令辭歸。
使團出發前，又給蒲安臣八條訓令，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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