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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展的評委們（詹、聞都是評委）深知此中利害，所以一定要力辯這個五角星是“反映革命、反映革命歷程的艱難和革命事業的堅強”，“象徵革命鬥爭所經歷的那麼多磨難，那麼多創傷”，因此“是壯烈的、悲壯的”。上海的有關領導也一定要在“露光”的圓洞中加一天橋，以免“授人以柄”……
凡此種種，不是“有趣”，而是“可怕”。若在“文革”那種極端的環境中，這種“誅心之論”很可能真正造成“作者的死亡”。所以在中國國情中，“後現代批評”袞袞諸公不應當只想到自己“極端”的“有趣”，不應當只想到展示自己的博學和深刻，而應當意識到手中如椽巨筆的分量之重，意識到自己的限度。批評，不能沒有分寸；詮釋，不能沒有邊界。
→虹→橋→書→吧→。
第25節：可如實回答（1）
可如實回答
1972年初，中美關係開始“解凍”，與此前的“全封閉”相比，來華的外國記者、國際友人人數猛增。然而，外界要了解“文革”期間中國的真實情況，並不容易。當時美國著名電視製片人露西·傑文斯女士拍攝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為背景的紀錄片《故宮》，在海外頗有影響，當年還獲得了美國電視最高獎——艾美獎。從這部片子的拍攝過程，可看出外界是如何“瞭解”當時的中國的。
承擔這次這個特殊“政治任務”的，是當時的清華大學學生劉志軍一家。據劉先生回憶，由於是國務院辦公廳交北京市“外辦”具體經辦，所以北京市“外辦”經過幾個月的仔細篩選後才選定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關領導還親自到他家實地查訪，看了他爺爺、父母、兄弟姐妹，並向當地派出所和居委會作進一步瞭解才最後確定。剛開始拍攝，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褲都是黑藍灰三色，男的都穿軍綠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隊一樣。”正如作者所說，“也難怪，那個年代的人除了綠軍裝，幾乎都是黑藍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鮮豔點的衣服，也必須穿在裡面，因為露出來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但為了表現服裝色彩的豐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剛結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紅衣裳，二妹妹則到鄰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當時經濟凋敝，物資供應緊張，所有東西都要憑票限量供應。不過，“《故宮》中有一組鏡頭，要表現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當時正趕上中秋節，廣安門菜市場突然擺上了各種新鮮蔬菜，應有盡有。那個年代，老百姓不管買什麼東西都要憑證且限量，惟獨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開供應，只要排隊就能買上。我父親的單位為了讓我家在外賓面前表現出中國人的自豪，還特地補助他一百元錢，母親攥著相當於自己三個月工資的錢，樂滋滋地擠在買菜的人群中……”（劉志軍：《影片〈故宮〉引出的跨國情緣》，《縱橫》，2002年第7期）
“文革”時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的“琳琅滿目”就這樣被製造出來。平心而論，很難要求這些“他者”瞭解當時的真實情況。因為那時正“狠抓階級鬥爭”，“敵情觀念”極強，有關方面制定了極為細緻、嚴格的與“外賓”接觸的有關規定，各單位、居委會都組織全體人員、居民學習、熟背這些規定，使外來者很難獲悉真情。
當時我從農村回城探親，也曾與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員開了半天會，學、背這些規定，經“考試”把一條條背得滾瓜爛熟後才能回家。其中一條規定，如外賓到某商場時，該商場所有商品可不憑券而敞開供應，為了顯示“一片繁榮”，中國居民也可“購買”，但“買”後不得離開商店，要等到外賓走後再到櫃檯將貨退還。當時報紙還表揚過某菜場一位賣肉的師傅“水平高”，一次顧客拿出肉票要買二兩肉，這時恰有外賓在旁，這位賣肉師傅當即決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遞給顧客，讓外賓看到了我們的生活水平之高。據傳達說曾有人乘外賓在時買了好幾雙尼龍襪（當時買尼龍襪要“工業券”，買線襪要“線票”，買肥皂、火柴……全都要券要票，這些券、票發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門口被有關人員攔住，後來襪子全退不說，還被通知到工作單位，受到處分。“規定”還對外國人可能提出的種種問題都提供了“標準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幹校”、“上山下鄉”是“大有好處”或“很受鍛鍊”。有關工資、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夠用”，不能說出具體多少錢，據說是根據工資水平可以推算出國民生產總值，可以推算出工農業生產狀況，可以推算出軍工情況，可以推算出國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