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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種觀點與之針鋒相對，認為這“是一箇舊的帶有斑痕的五角星的形象，以它來反映革命、反映革命歷程的艱難和革命事業的堅強，來象徵革命鬥爭所經歷的那麼多磨難，那麼多創傷，裂開後又焊接，但它還是一個質地堅硬的完整的五角星”，因此“是壯烈的、悲壯的”。“五角星，大家都知道是代表了多少代人的理想的一種符號，具有象徵性。這個五角星經過了多少磨難、奮鬥、苦難與犧牲，怎麼苦難，怎麼犧牲，始終是一個完整的五角星。”“從這個角度去想，你可以想得很深刻，藝術技法上有讓人琢磨的地方，在思想上給人一種深思，給人一種聯想。”（詹建俊：《〈五角星〉是一個具有革命象徵性的形象》，聞立鵬：《觀念藝術加到繪畫技法裡》，《中國文化報》，2000年7月1日）
一個小小的“五角星”，批評家們得出的結論竟如此不同，比魯迅先生所謂從《紅樓夢》中道學家見淫、才子佳人看到纏綿悱惻、革命者從中發現反滿革命的差別還要大得多。
近年上海一心要建造的世界第一高樓“上海環球金融中心”風波屢起、一度難產便與這種“闡釋的自由”不無關係。此樓由日本公司投資、設計，這個頂部有圓形“露光”的設計方案公佈後，遭到一片斥責，為數不少的中國建築師聯名上書有關部門，強烈要求更改易令人聯想到“兩把軍刀托起一面日本太陽旗”的造型設計，因為“這建築到時候是要代表中國形象的，代表國家形象的東西如果讓人覺得有隱晦的意味總是不好受的”。如果設計者料到如此，一開始若將這個圓形的“露光”闡釋成不是“日出扶桑”的太陽，而是“東方紅，太陽昇”的太陽，兩個細條狀建築面闡釋成人們高張雙臂向太陽致敬，豈不可避免這場風波？對於這些爭論，有關領導曾私下就造型問題與日方交流過。由於方案已不可能大改，於是在最新的修改設計方案上，“露光”的圓洞下部出現了一座天橋，讓人勿將此詮釋成“太陽”。經過這樣修改，此樓終於再度開工。（《似日本軍刀 七年難產傳言不斷》，《法制晚報》，2004年11月12日）當然，人們仍可嚴厲責問：“在‘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上橫加一槓居心何在，成何體統？是可忍，孰不可忍？”
從後現代觀點看，對同一件作品的觀點截然相反、闡釋出的意義完全不同，非常正常，端看誰能想方設法理論翻新，“爭取民心”，取得“話語霸權”。後現代把批評者的主觀能動性、想象力發揮到了極致，對作品可以任意闡釋，沒有任何邊界，不受任何限制，對作品的闡釋實際成為闡釋者的智力展示和學術遊戲，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瞠目結舌。確如美國康乃爾大學文學教授卡勒（Jonathan Culler）在《為“過度詮釋”一辯》中所說：“正如大多數智識活動一樣，詮釋只有走向極端才有趣。四平八穩、不溫不火的詮釋表達的只是一種共識；儘管這種詮釋在某些情況下也自有其價值，然而它卻像白開水一樣淡乎寡味。”（艾柯等著：《詮釋與過度詮釋》，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35頁）但非常重要的是，這種闡釋只有限定在“智識活動”的範圍內才會“有趣”，即無論闡釋者把作品闡釋出什麼“意義”，詮釋如何“過度”，作品創造者的生存狀況不因此受任何牽連影響、不承擔任何責任——這是“後現代批評”的一個外在前提。
然而，在中國國情中，如果一個人口喊領袖“萬歲”而被認定是“萬碎”，結果簡直不堪設想。如果一張領袖“標準像”被認定是在“偏聽偏信”，有誰能承擔如此重責？火焰的朝向被定性為用心險惡，確使人不寒而慄。如果一件藝術品最終被認定是對“無產階級最神聖的‘政治性形象’的肆意褻瀆”，對有關方方面面而言，後果將非常嚴重。九屆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