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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們強調要善於做對外宣傳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一定要注意別國國情，要慎之又慎，等等。
當時，所有的報刊頭版每天都要登一條有“針對性”的毛主席語錄，新華社出的內部刊物《參考資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來對外交部等單位的領導成員說，《參考資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條毛主席語錄？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針對性很難辦。後來經過外交部領導研究，並請示了毛澤東，才從9月5日起不登語錄。今天看來不足掛齒的區區小事，當時連總理都不能決定，必須小心翼翼地請示主席才能最後拍板，足見茲事體大，非同一般。
周恩來總理日理萬機，處理的國家大事何可勝數？文中所述從1967到1970年這三年間他嚴謹慎重地處理的這三件事情，相比而言可謂不足掛齒的小事。然而，唯其“細小”，則更典型地反映了當時的氛圍，反映了周總理當時的處境之艱難。現在，人們很難理解為何曾經如此。其實，在執意要“全面專政”的年代，幾乎沒有私人領域，官方政治話語就是要力圖滲透、侵入、掌控從政治生活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常生活也充滿一種具有“神聖”色彩的表演性政治儀式。
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德國思想家卡西爾對這類表演性政治儀式的功效和目的就作過入木三分的分析：“它們就像我們在原始社會里所看到的儀式一樣固定、嚴厲和不可抗拒。每一個階級、每一個性別、各個年齡，都沒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種政治儀式，誰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誰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鄰居或朋友。就與原始社會一樣，忽略一個規定的儀式就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甚至在年幼的孩子那裡，這也不能僅僅看作是一種疏忽罪，它成了反對領袖和集權國家威嚴的一種罪行。”“這些新儀式的效果是很明顯的。沒有什麼東西能比該儀式的不變的、統一的、單調的表演更能銷蝕我們的全部活動力、判斷力和批判的識別力，並攫走我們人的情感和個人責任感了。”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什麼人都必須參加這種表演，“他們表演著同樣規定的儀式，開始用同樣的方式感覺、思維和說話。他們的姿態是強烈而狂熱的，但這只是一種做作的假的生活。事實上，他們是受外力所驅動的。他們的行動就像木偶劇裡的掛線木偶，他甚至不知道，這個劇的繩子，以及人的整個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繩子，都由政治領袖們在那裡牽動。”（恩斯特·卡西爾：《國家的神話》，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7頁）
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在各個領域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我們日常生活最明顯的影響之一、最有意義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治漸漸從日常生活的領域退出，人們開始享有更多的生活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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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節：儘管言“漢”，未可稱“國”
儘管言“漢”，未可稱“國”
在聲勢空前的傳統文化熱中，消逝已幾百年的漢服也被從歷史的箱篋中重新翻撿出來，為五彩繽紛的服裝之苑增添了一個小小的“亮點”。“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此事本來無可厚非，甚至因此使我們的著裝又多了一個“選項”、令我們的服飾更加豐富多元而值得稱許。然而，某些漢服愛好者、提倡者表達出來的那種天朝上國、華夏中心的價值觀念卻不能不令人深思；而有人進一步要求將漢服定為“國服”，則期期以為不可。
衣服本來的功能只是遮身蔽體、保暖防寒，但在歷史中又演化出了政治、審美的功能。在傳統社會，服飾的政治功能被突出、強化，成為統治者治民的重要部分。對“民生”來說，穿衣戴帽是最平常但也最重要之事，所以傳統文化要從“發生學”的意義將其神聖化，衣帽鞋襪的創始者都是黃帝等聖人。《易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管子》說“衣服，所以表貴賤也”，《白虎通義》提出，聖人之所以要“製衣服”，除了“蔽形”以外，主要是為了“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歷代王朝都有“車服制”、“章服品第”一類對著裝等級制度的嚴格規定，早在周代即產生了比較完整的衣冠制度，自天子至大夫、士卿，服飾各有區別定製。至魏晉時期，王公貴族雖然“服無定色”，但仍有八品以下不得著羅、紈、綺等高階絲絹織物的規定。唐代是中國古代史上最開放的時代，但從唐高祖李淵起就正式頒佈衣服之令，對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婦、士庶等各級各等人士的衣著、服飾、配飾諸方面都作了詳細的規定。總之，中國古代服飾的核心是等級制度，在所謂華夏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