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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否記得這封信夾在書裡？劉心武也沒有把握。隨後的幾天，他注意觀察，同事的眼光並未和他對接，也未主動接近他。他主動湊到同事身邊幾次，甚至小聲說：“那本《日子》挺有味道……”但同事完全不接這一茬兒，眼神木然，並無探詢成分。他斷定，同事完全不記得把信夾在書中了，但又想同事的妻子可能會想起此信，沒準會向他問及。但過了一週，他們夫妻二人均未提過此信，於是，他決定不提此事，把信夾在書中不動聲色到同事家裡，徑直把書插到書架。但臨到行動時，又猶豫起來，因為搞不好會弄巧成拙，問題反而複雜化。思來想去，他最後把書還給他們，卻把信悄悄燒掉了事。“這樣他們就永遠不會因為我看到了他們的私信而產生任何一種心理反應。我將永遠守口如瓶，是的，我只看過《日子》，而沒看到，也不曉得，那一年的1月5日在雲南發生過那樣可怕的地震。”（劉心武：《我是劉心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251頁）
劉心武沒有提到或者根本沒有想到，其實他當時還有一種選擇，就是把這封信上交“組織”，這樣他就“為革命立了一功”。如果他特別天真、單純，就會這樣做，因為可以完全“相信組織”、“相信革命”，當時這樣單純天真的人確實很多。如果他非常自私、狡詐，也會這樣做，因為自己會由此得某些好處，當時這樣自私狡詐的人也委實不少。但不論是天真單純還是自私狡詐，結果卻都一樣，收信人和寫信者將大倒其黴。他未將此信上交而是悄悄燒掉，說明他既不那樣天真單純，也不那樣自私狡詐。不過，只要想起曾經悄悄燒掉別人私信，他總還是感到自己做了“虧心事”。
其實，他大可不必為此感到內疚。在那個畸形年代，這確實是“最佳選擇”，不然，那兩口子將長期惶惶不可終日。劉心武和他的同事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學老師，並無“異端”思想，更無“窺測方向、以求一逞”的“狼子野心”，他們與其他千千萬萬普通人一樣，只想平平安安地過“日子”。然而，在“全面專政”的年代，“政治”一定要侵入一切領域，就是要干預尋常百姓的尋常日子，讓平民百姓都沒法正常過日子。《日子》中的一封普通家信就讓劉心武如此焦慮不安的日子，確是最荒誕、畸形、難過、可怕的“日子”。所以，劉心武祈盼：“真實情況不再被封鎖為秘密，日子不要再讓它特殊而應使其永處正常狀態，而像我曾做過的那種虧心事，越離得久的後輩們，越必須經過多層詮釋，才能費勁地懂得，那究竟是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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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節：早請示，晚彙報（1）
早請示，晚彙報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請示，晚彙報”是有段時間內每天都要實行的一種政治活動、儀式，即每天起床後第一件事或工作、學習前要“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示”這一天的工作、學習，一天工作結束後或上床睡覺前要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彙報”這一天的工作、學習情況。“晚彙報”最開始稱為“晚請罪”，因為一天下來，工作、學習中肯定會有錯誤，耽誤了革命工作，對不起偉大領袖，所以要“請罪”。但後來“上面”說“晚請罪”一詞不太合適，帶有宗教色彩，於是改稱為“晚彙報”。
據當時的表揚報道，有的家庭自覺每天早、晚都全家一起“早請示，晚彙報”，但不論是否在家“請示”、“彙報”過，都必須參加單位、學校的集體“請示”、“彙報”。單位、學校的“請示”、“彙報”每天至少四次，即上午下午上下班、上學放學各一次，如在單位、學校食堂吃飯，每餐飯前都要有一次。但吃飯的時間總會有先有後，所以有些單位就變通規定可以自行按先後三三兩兩“請示”、“彙報”，整個吃飯時間，“請示”、“彙報”不絕，煞是好看。單位、學校的“請示”、“彙報”基本是以車間、商店、處、室、班級、排、班為單位，有重大事件、活動時則以廠、校、連、營等為單位。總之，平時是以“小單位”為單位，重要時刻是以“大單位”為單位。家庭婦女、社會青年等無業人員則要到居委會參加；體制雖不管這些人的飯碗，卻要管這些人的政治，體制外的人也要被組織起來。用當時的話說，“專政”要落實到每一個角落，街道不能成為階級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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