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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全境解放。
10月5日，根據地首府遷駐安定縣瓦窯堡。此時，中共中央率領陝甘支隊已進至甘肅通渭、靜寧地區。國民黨西北“剿匪”總司令部一面急調大軍阻擊，一面令東北軍在陝北“聚殲”劉志丹、徐海東部，“不準與毛、周靠攏”，西北根據地反“圍剿”鬥爭進入緊張階段。10月25日，紅十五軍團一部除繼續圍攻甘泉外，其餘大部由東西兩面向固守富縣榆林橋之敵發起攻擊，全殲守敵東北軍四個營，俘團長高福源以下官兵1800餘人。在紅十五軍團反“圍剿”作戰期間，中央紅軍已經突破天險臘子口向陝北挺進，紅十五軍團取得勞山、榆林橋戰役的勝利，為配合中央紅軍的行動，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作出了貢獻。
（五）、紅七十四師堅持鄂豫陝根據地的鬥爭
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陝省委率紅二十五軍主力離開鄂豫陝根據地繼續長征後，省委於7月25日和30日連續兩次發出指示信，向留在根據地的鄂陝、豫陝兩特委傳達省委灃峪口會議的精神。第一封信是寫給豫陝特委書記李隆貴和鄂陝特委書記鄭位三、鄂陝遊擊總司令部司令陳先瑞的。第二封信是寫給鄭位三和鄂陝特委的。兩封指示信的內容基本相同，均說明當時的鬥爭形勢和省委與紅二十五軍主力北上的決策，要求鄂陝、豫陝兩特委合併成立鄂豫陝特委，擔負領導鄂豫陝根據地鬥爭的任務，把現有的遊擊武裝組織一個紅軍獨立團，爭取發展成一個師，繼續開展游擊戰爭，鞏固和發展鄂豫陝根據地。
鄂豫陝省委的指示信於8月初交到當時在藍田活動的中共五星縣委書記、鄂陝第三路遊擊師政委李志英手裡，後因李志英被叛徒殺害，兩封信落入敵手。鄂陝、豫陝兩特委與省委中斷了聯絡，也不知省委和紅二十五軍主力的去向，在國民黨軍大兵壓境、紅軍力量薄弱的艱苦情況下，繼續堅持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
8月底9月初，鄂陝、豫陝兩特委分別從國民黨報紙上看到紅二十五軍在隴東作戰的訊息，才知道省委和紅二十五軍主力已經北上。兩特委遂在商南縣趙川鎮西北的梁家墳村會合，並於9月9日在梁家墳舉行聯席會議。會議指出，紅二十五軍主力北上後，留下的紅軍和游擊隊人數不多，而國民黨軍正在發動瘋狂的進攻，鬥爭將會更加艱苦。但是鄂豫陝邊的群眾基礎好，地理條件對我有利，兩特委又有半年開展游擊戰爭的經驗，有近300名紅軍老戰士作骨幹，只要團結一致，緊緊依靠群眾，鬥爭策略正確，是能夠生存和發展的。會議決定：樹立獨立堅持鬥爭的思想，以陝南為中心，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首先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到寧陝、佛坪地區開闢新根據地，爭取恢復原有根據地；將鄂陝、豫陝兩特委合併為陝南特委（後稱鄂豫陝特委），統一領導根據地的鬥爭；合編各遊擊武裝，組成紅七十四師；遊擊作戰的方針應機動靈活，同敵人兜大圈子，以消滅敵人，儲存自己。會議同時決定了中共陝南特委的組成人員，由鄭位三擔任書記，陳先瑞、李隆貴、方升普、曾琨為常委。
10月6日，紅二十五軍第七十四師在商南縣碾子坪正式成立，由陳先瑞任師長，李隆貴任政委。師下轄兩個營和手槍團，約700人。
中共鄂豫陝特委成立後，率領紅七十四師，在鄂豫陝蘇區的廣大區域內，由東向西，由西到東、由北向南、由南到北，同進攻根據地的國民黨軍兜大圈子，先後打了五個來回，進行了上百次的戰鬥，打破了國民黨軍對鄂豫陝根據地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圍剿”，殲滅國民黨正規軍與地方反動武裝4000多人，繳獲各種槍支3000多支，從而堅持了鄂豫陝根據地的革命鬥爭。
1936年3月下旬，鄂豫陝特委率紅七十四師在寧陝縣東江口休整。3月23日，原紅二十五軍手槍團戰士程福才由陝北來到東江口，帶來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35年8月1日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瓦窯堡會議透過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等檔案，以及一封簡信。鄂豫陝特委和紅七十四師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絡將近一年，現在與中共中央取得了聯絡，看到中央的檔案，聽到中央的聲音，全體黨員和幹部戰士歡欣鼓舞，革命鬥志更加高昂。為了使中共中央瞭解鄂豫陝根據地的情況，次日，鄂豫陝特委書記鄭位三起草以“志清”（陳先瑞的代名）和“衛勞”（鄭位三的代名）的名義，向中共中央作出書面報告，交程福才帶回陝北。
在東江口休整期間，鄂豫陝特委組織幹部初步學習了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