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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檔案，4月，特委率紅七十四師轉戰到根據地東部地區，在商南縣梁家墳村舉行會議，進一步學習中央檔案，認真討論貫徹執行中央確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和各項具體政策。決定堅決貫徹執行瓦窯堡會議透過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精神，“把自己的政策，即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的政策的許多部分，改變到更加適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情況”。會後，鄂豫陝特委將《八一宣言》印成傳單，廣為散發。
為適應形勢的變化，中共鄂豫陝特委和紅七十四師在堅持根據地鬥爭的一些政策和具體做法上有一些改變，正如紅七十四師師長陳先瑞後來回憶的，這次有了中央檔案，使我們在後來的行動中有了依據，鬥爭策略和領導藝術有了提高。鄂豫陝特委和紅七十四師努力克服“左”傾思想的影響，在對極少數罪大惡極的反動分子進行鎮壓的同時，對一般地方官員、開明地主、軍官則重點進行教育和爭取，利用他們為部隊解決糧草、寄養傷病員、採買藥品布匹等。對俘虜的國黨基層官兵和罪惡不大的中級軍官，經抗日教育後一律釋放。在透過反動地方武裝控制的山寨和巖洞時，預先寫信聯絡，約定借路透過，互不侵犯。根據中央決議的精神，鄂豫陝特委通知各級蘇維埃政府，不再沒收富農的財產，對其土地也只沒收封建剝削之部分。紅軍還一直保護城鎮工商業，保護郵政和學校等。以上這些政策的貫徹執行。團結了可以團結的力量，獨立和打擊了最反動的勢力，對於鞏固和堅持根據地的鬥爭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9月，紅二方面軍長征到甘南後發動了成縣、徵縣、兩當、康縣戰役，國民黨在陝南東部的軍隊大部西調，圍堵紅二方面軍北上。為了牽制國民黨軍隊，策應紅二方面軍長征，鄂豫陝特委將紅七十四師三個團集中起來活動，積極轉戰於鎮安、柞水、商南、洛南等地，牽制敵軍於外線，有力地策應了紅二方面軍北上。
正當鄂豫陝特委領導根據地軍民勝利進行鬥爭的時候，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變的性質和發展前途，獨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根據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商定的計劃，12月21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紅軍主力部隊南下，協助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抵抗南京政府軍隊的進攻。
鄂豫陝根據地的中心地帶商洛地區，是陝西東南的重要門戶，也是國民黨親日派進攻西安必經的交通要道之一，由於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軍曾在商洛地區活動過，對這一帶的情況比較熟悉，因此中共中央代表和張學良、楊虎城協商決定，調由紅二十五軍、二十六軍等部組成的紅十五軍南下商洛，協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抵抗國民黨親日派的進攻。1937年1月15日，紅十五軍團進至商縣（今商州區）。
在調紅十五軍團南下的同時，周恩來命令在藍田縣灞龍廟一帶活動的鄂豫陝特委和紅七十四師原地待命。1936年12月21日，原中革軍委總政治部統戰部長、西安事變前被派往楊虎城部工作的李濤在藍田縣張家坪與紅七十四師取得聯絡。次日，鄂豫陝特委在灞龍廟召開擴大會議，由李濤傳達周恩來的指示，介紹西安事變的情況及當前的形勢和任務。12月24日，根據中央指示精神，紅七十四師改編抗日南路軍（對內仍稱紅七十四師），軍長陳先瑞。
1937年1月，抗日南路軍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向東開拔，進至潼關、靈寶間，履行三方聯軍擬定的作戰計劃，阻止國民黨親日派部隊入陝。1月中旬，周恩來電令抗日南路軍回師商縣，與紅十五軍團會合。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1937年2月5日，紅十五軍團奉命撤離商縣。2月8日，抗日南路軍複用紅七十四師番號，也撤出商縣，移防鎮安、柞水一帶。4月，紅七十四師奉命移駐長安縣大峪口進行整訓，這時，全師已發展到2100餘人。1937年6月，鄭位三奉調回延安，中共鄂豫陝特委撤銷。毛澤東在延安親切接見了鄭位三，充分肯定和讚揚了鄂豫陝特委和紅七十四師堅持鄂豫陝根據地鬥爭，執行中央決策，為實現戰略轉變所作出的貢獻。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紅七十四師奉命開赴三原，改編為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留守處，參加到偉大的全民族抗戰中。
自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敗後，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開始戰略轉移，紅一方面軍在歷時一年的艱苦轉戰中，長驅二萬五千裡，戰勝無數艱難險阻，在遵義會議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