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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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者的陣營，跟文明國人共同追求“良餌”。於是他主張，“應在亞洲的東邊，創立一新西洋國（即日本）”。他預料中國遲早也會像波蘭那樣被瓜分，日本應加入法國、英國、德國、俄國等列強的陣營，割取中國的臺灣和福建省的一半，他甚至野心勃勃地描繪“###帝國分割之圖”。如此，西洋式的弱肉強食史觀，就形成了他那有名的“脫亞論”。

“我國不可猶豫等待鄰國的開明來共同復興亞洲，毋寧脫離其隊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就是對待###、朝鮮的方法，也不可因系鄰國而特別客氣，必須依西洋人對待他們的樣子加以處理。”福澤之所以被評論為日本卓越的啟蒙思想家，是因為他在1883年的“外交論”中，主張日本應成為東亞的新西洋國；1884年10月的中國分割圖上，預言日本將割取臺灣；1885年3月的“脫亞論”中，從意識形態方面指導日本往後應走的方向。福澤在中日甲午戰爭和締結《馬關條約》的10年前，就能預先決定日本以後所走的路線，向日本朝野廣泛地宣揚西洋“文明開化”的真髓，不愧是近代日本的“精神偉哥”。

福澤傳播其思想的主要方法是，創立“慶應義墊”（今慶應大學），教育學生，同時大加運用當時算是新式傳媒的《時事新報》。他從1882年3月創刊《時事新報》，到1898年9月罹患腦溢血為止的16年間，不停地在該報發表時事評論，持續地主張日本應採“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的政策，以成為西洋列強的一員參與競爭。他斷定：“英國為世界第一的貿易國，也是世界第一的富國，因此，要使國家富強必須使貿易鼎盛。”他認為，“殖產為國之本”、“西洋的文明開化在於錢”、“日本尚非有錢國”、“要使日本變成有錢國”，這是他考究“富國”的思想動機。

國富是與外國從事貿易而產生的，而此國富又可以成為“強兵”之本。因為有錢財就可以製造武器、購買武器，也可以豢養士兵或僱用傭兵。在這卑鄙的世界，甚至連“公議輿論”也可以用錢購得，只要事先備妥武器和兵士，再加上公議輿論，則打勝敵人易如反掌。福澤深信“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可以說一語道破了西洋“富國強兵”的真髓。

因此，落後國家日本如果要與西洋競爭取勝，應採取的快捷方式就是充實軍備、增收租稅、調和官民，從此變成兵力強盛、商業繁榮的大國。亦即，溫和地協調國內的階級傾軋，而集全力於對國外列強的競爭，這就是他的“內安外競”之策。

福澤擴張國權的第一著棋，是為“朝鮮政略”佈局，認為對朝鮮應該以武力保護、以文化誘導，使朝鮮迅速仿效日本，進入“文明開化”的領域。其後就把目光迅速瞄準中國。

1894年7月28日，當日本海軍艦隊在未宣戰前偷襲勝利的第一道戰報傳到東京時，福澤諭吉和《時事新報》報社全體員工，在東京新橋的花月樓召開祝賀宴會。7月30日，福澤擔任軍費捐款運動發起人的總代表，跟財閥三井八郎右衛門、巖崎久彌、澀澤榮一、東久世通禧等連名，勸誘民間有志之士為軍費捐款。8月1日，日本政府發表對中國宣戰的佈告，福澤在《時事新報》刊登“表誠義金”的募捐廣告，親自從私囊“義捐”1萬日元。福澤從擴張國權的立場，策劃對朝鮮的謀略，強烈地主張對中國開戰，論斷中日甲午戰爭是“文明”對“野蠻”的戰爭。當日本戰勝，依《馬關條約》日本獲得兩億兩白銀龐大的賠款，加上吞併臺灣、澎湖群島的“良餌”時，福澤激動得掉下淚來。“日清戰爭是官民一致獲得的勝利。啊……多麼愉快，多麼感謝，我簡直不知怎麼說才好。我活命到今天，才能見聞如此光榮的事，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好想讓他們看看今天的光景，每天掉眼淚哭泣。”以上這一段話，記錄在《福翁自傳》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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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關鍵時刻的“精神偉哥”（3）

福澤的“文明開化”論，不單單只是要日本脫離亞洲，加入西洋文明國家的陣營，而是更進一步要跟西洋角逐、蠶食亞洲鄰國。當中日交戰的1894年11月下旬，有美國報紙報道日本軍隊在旅順進行大屠殺。單從日軍11月21日佔領旅順以來，四五日之間便屠殺旅順的非戰鬥人員，包括婦女、幼童等約6萬人。美國的《世界日報》為此嚴厲指責日軍的暴行，抨擊日本為“披蓋著文明面板而擁有野蠻筋骨的怪獸”，“日本現今脫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出野蠻的本性”。《時報週刊》的通訊員也作證，日本軍將俘虜捆綁起來屠殺，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