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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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靠的是弱肉強食、物競天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是你死我活的競爭；日本人從一種行為轉向另一種行為，在精神上不會感到痛苦，因為日本人從來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和惡的力量相互鬥爭的舞臺，相反他們把人生當成一齣戲。

二、被科舉打敗的中國（1）

中國的科舉考試是世界上內容最為單一的考試，它忽視了人類自然科學的方方面面，只求熟記四書五經和明時又增添的八股文形式。中國僅有的私塾“教育”，加上長辮、小腳，在20世紀來臨之際，把一個落後固執、猶如坐井觀天的東方大國，演義得窘態百出。

晚清中國，最終敗於科舉制下。

在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制度優勢可以說是日本擊敗中國的重要保證。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的甲辰科，綿延1300年的科舉制成了中國沉重的制度尾巴，尾大不掉，最終被日本人輕易地踩在腳下，無從掙扎。儘管在一次次自省中，清政府也加緊動作，試圖“壯士斷臂”，但歷史的車輪說翻就翻——坑早就埋好了……

１。　最後一幕

1904年7月4日清晨，北京。

於禮部會試中脫穎而出、來自全國各地之273名貢士，也謂當朝的大知識分子們，彙集紫禁城，從中左門魚貫而進入保和殿。歷經點名、散卷、贊律、行禮等種種儀式禮節，然後即準備參加名義上由皇帝主考的殿試。殿試是三年一度的全國科舉考試的最後一關，1904年，也即光緒三十年，恰逢慈禧太后七十壽辰，朝廷特恩准該年參加殿試者按兩科名額錄取，於是破天荒較往年的錄取名額要多，但是貢士們做夢也想不到，倘此番遇升官晉爵，會是他們在科舉制的“恩准”下走上仕途的最後時光！

上午10時，試題發下，是以皇帝名義提出之時務策問，題長大約五六百字。卷面要求常例為2000字，但也不明確具體之長短，行筆須正體，文必到行，工整有格，日暮為交卷時間。至於答卷內容，則是圍繞皇上所杜撰之標題，由貢士們發表自己的見解和建議，以作出一篇對策文。貢士策卷之評判由8名親由皇帝任命的閱卷官組成，只可惜光緒帝的老師、昔日朝廷之經年殿試主考官翁同抱病於常熟，且不早不遲，於殿試開考之頭一日病逝。這多少也為清王朝的科舉制歷史，隱隱約約布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殿試最終之策卷名次排列定於7月8日，由朝廷釋出紅榜，隨後就是一甲三名之“狀元”、“榜眼”和“探花”均獲賜“進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別獲賜“進士出身”和“同進士出身”。是年殿試之前三名為：狀元劉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有幸”以貢士的身份走進考場，目睹了中國科舉考試最後一幕的還有湯化龍、沈鈞儒、蒲殿俊等中國文化名宿。

２。　利瑪竇發現了什麼？

明萬曆年間，一個叫利瑪竇的傳教士在澳門登陸後驚訝地發現，這個古老而遙遠的東方之國原來就是柏拉圖的“理想國”。“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他煞有介事地告訴歐洲老鄉，“而在中國最終實現這一原則的制度叫做科舉制”。

無疑，這只是一種東方式的想象。利瑪竇詳細地介紹了當時中國的科舉與文官制度，“中國人崇尚道德哲學，國家主持的考試將給每一位有知識的人提供參政的機會。這是一種公平的競爭。中國的哲學學位有三級，秀才相當於學士、舉人相當於碩士，而進士相當於博士。”

他不無激動地描述著那些與西方不同的景象，在中國，你一旦在考試中獲得高階學位，就有資格出任政府官員，“一生都可確保高階公職。他們享有的地位相當於我們國家的公爵或侯爵的地位，但其頭銜並不世襲傳授。”

“這些哲人對帝國的統治者有著廣泛的影響。”他解釋說，一個靠公平競爭的由哲學家來治理的國家，要比那些靠驕奢淫逸的世襲貴族治理的國家優越得多。在西方這只是柏拉圖式的烏托邦想象，但在中國則成為制度化現實。利瑪竇還興奮地講述所見所聞，皇帝身邊的內閣裡都是飽讀詩書的“大學士”，六部的官員都擁有“品行與學術的榮譽”，翰林院“由經過考試選拔的哲學博士組成。這個部門的成員並不參與朝政，但職位比別的官員更為尊嚴”。

利瑪竇作為洋教士，自然不能全面準確地瞭解科舉制度。傳統科舉教育主要採取個別教學和集中灌輸的形式，成千上萬所學校散佈在彼此孤立、相互封閉的廣袤大地中，學生多則幾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