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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務實”;為什麼日本人在相互的交往中急於瞭解的不是對方所遵循的原則,而是對方的實力和利益底線;為什麼日本人更多地依靠“表面的現象”,如對方的國籍等來判斷對方的價值和決定自己的態度。
6。 武士道精神
日本傳統文化中有崇尚兇猛、神秘的一面,這在武士道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日本有句諺語“花數櫻花,人數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會受到的普遍尊崇。
武士精神對日本國民性的影響至深至遠。11世紀前後以殺伐為職業的武士階層崛起於日本社會,成為以後近千年中最為活躍的社會階層。江戶時代武士文化吸收朱子學的名分觀念,倡導與發展了“得主盡忠、交友守信”,“盡忠孝,常住死”的倫理觀,形成為武士道。武士道從倫理關係上加固了武士階層,同時具有了獨特明確的思想特徵,它使得武士在嗜殺尚武的同時又講求忠孝信義,舉止儒雅,從而在血泊與文墨、刀劍與紙筆之間達到心理平衡。而儒雅之風並未使武士怯懦苟且,反使之強化了嗜殺之性,變得更加酷虐冷血,甚至為試刀、練劍而經常無故砍殺路人。作為四民之首的武士階層享有許多特權,他們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成為全民族的楷模而受到敬畏崇仰,由此日本國民性打下了深刻的剛勇尚武的烙印。
武士道的精髓就是忠誠,其次是勇敢,這是尚武傳統與禪宗結合的產物。“武士道就意味著死”,武士的自尊意識極為強烈,視名譽重於生命,為了榮譽可以不顧一切,以至於切腹自殺。17世紀大道士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說:“對於武士來說,最為要緊的思想,即從元旦清晨起到除夕的最後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須考慮到的,就是死的觀念。”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傳統武家文化(尚武精神)與儒學的忠孝名分觀念,禪宗的“死生一如”思想相結合的產物,是武家統治下的社會環境長期陶冶的結果。禪宗思想在形成武士道的過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其頓悟觀認為,人透過自我修煉可以大徹大悟,而只有否定了作為執迷根源的自我,進入無我境界,完全斷絕了生死羈絆,無視生死差別,視死亡如夢幻才能“見佛成性”。這與武士臨戰時“忘我”、“忘親”、“忘家”的思想是相通的。這樣,禪宗便被廣泛運用於軍政領域,對武士、政客進行身體、意志、技能方面的訓練,使人意志堅定、冷酷殘忍、專心一意、機敏練達,不受物慾、情慾的困擾。武士透過這樣的訓練,其人生理想便會追求如櫻花一般的境界,在短暫的人生中轟轟烈烈拋灑熱血於疆場,以報效主君。他們理想的生活是所謂的“血淚生活”——即勇敢與忠誠。這種生活追求如同櫻花一般適時燦爛開放,寂寥灑脫,然後很快悲壯凋零,悄然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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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國民的文化性格(5)
武士的精神境界為日本國民廣為嚮往、憧憬,成為理想的人生模式。而這種人生追求在缺乏道義規範的情況下,極易形成施暴衝動與鋌而走險的賭徒心理。這在歷史上日本進行的多次對外侵略戰爭中都有顯現。明治維新後,武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消失了,但武士道精神卻融入日本國民的靈魂。1882年以天皇名義頒行的“軍人敕諭”,要求軍人恪守忠節、禮儀、勇武、信義、質樸精神,這都來自於武士道。之後的歷次侵略戰爭中武士道精神的影響更廣為人知。所以有人說,“哪怕是思想最先進的日本人,只要揭開他的外衣,就會發現他是一個武士”。
武士文化的思維模式多變而複雜,崇尚剛猛,有恃強與冒險的性格,非理性地迷信武力;服膺強者,蔑視弱者,敬畏主君,相信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法則;其行為方式與價值選擇傾向於極端化,炫耀武力,以力服人,向世界索取。武士道體現了典型的“恥辱文化”,為了面子可以不顧一切甚至無視客觀事實,相信“精神長住,靈魂不滅”;為追求名譽可以不擇手段。其價值倫理認為,人的雙重性格不是“天理”與“人慾”、“善”與“惡”的對立,而是“柔順”與“剛猛”兩個同屬善的範疇構成,前者用於處理與上級、集團內部、敬畏的強者之間的關係,後者用於對手。這種理念造就下的人,在戰時尤其在國外,就會成殺人不眨眼的屠夫。日本國民性中的尚武、施暴、好鬥、不怕死、不認輸的特徵與這種武士文化息息相關。
日本人從不承認這個世界上人人都享有同樣的權利;日本的文化崇拜強者,對強者無條件地服從、極盡諂媚之能事;日本人屈服於強者的目的是為了成為強者;日本人相信力量,為求強權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不擇一切手段;日本人認為謀得尊者、貴族、上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