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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教宣稱，日本為神造之國，即為“神國”，其他國家則是神創造日本時濺出的泡沫凝聚而成。這種“神國”觀念使日本人產生一種荒誕的“集體意識”：認為他們自己在世界上有著絕對優越地位，他們負有統治世界的神聖使命。正是日本人作為“神的子民”的優越感和島國國民所特有的封閉性，使他們產生了排斥他者的“集體意識”。在這種“集體意識”支配下，日本人會對陌生人做一些他們彼此之間從來不做的事，他們會在外國幹一些在日本國內從來不幹的事情。
從明治時期起，日本政府進一步將神道教提升為國家宗教，以崇拜天皇為中心、以“盡忠報國”為主要教義。
４。 “八肱一宇”
19世紀中葉形成的日本中心主義繼承了“皇道史觀”思想，進而提出“八肱一宇”觀點：世界是由八條大繩子緊密連在一起的，最終歸結到一箇中心點，這就是日本；“世界正等待著偉大的天皇之軍來撫育、教化和征服萬國，地球將被日本統一”。用這種架構所延伸出的天下觀，便是以天皇為軸心所進行的“八肱一宇”規劃過程：越早歸服於日本的，權力越大；權力也與文明形成正比，屬於軸心的日本，文化程度最高。這裡我們可以嗅出一個相似的元素：中華文化的“華夷秩序”觀。
這種“八肱一宇”的天下觀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級制觀念的邏輯延伸。在日本人看來，一個完美的社會就是一個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社會，無論是國際秩序還是國內秩序莫不如此。國際上按種族的優劣來排列，國內按人的優劣來排列，最優秀和最完美的種族和個人就是最高的統治者，要由他們來負責秩序的安排和管理。日本人進而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結束；一個處於無政府狀態的世界由於缺少秩序而不完美，因此日本必須為在世界範圍內建立等級秩序而戰鬥。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因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也最瞭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自近代以來的一系列富國強兵改革正是以“將這一等級秩序觀念從國內投射到國際”為其源動力。
日本人是一個絕對臣服於實力的民族，對內他們臣服於來自上級的一切命令，在外他們臣服於強大的民族或者各種團體。在他們的眼中只有實力才可以讓他們臣服。
５。 “目的高於道義”
日本人是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民族，歷史上每一次大規模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都是形成本民族文化模式的過程：古代日本虔誠地吸收唐風文化，然後轉化為本民族的和風文化；明治維新後勵精圖治，積極吸收歐洲文化，使本國成為唯一在東方發展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日本文化是透過吸收、選擇外來文化，並融合本民族文化傳統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吸收、選擇、融合，三者缺一不可。在這個過程中，貫穿了日本人強烈的務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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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國民的文化性格（4）
日本人的務實精神有其歷史淵源。在傳統社會里，日本人重家族而輕血緣的態度打破了家族血緣關係的封閉性，使人們可以依據品德和才能標準選擇家業繼承人。異姓的養子、婿養子在改變了姓氏之後，就可以進入家庭、繼承家業，是否具有血緣關係並不重要。反之，如果沒有繼承和管理家業的能力和良好的資質，即使親生兒子也可能被剝奪家業繼承權。這種所謂“暖簾重於家業”的態度正是日本人實用主義價值觀的具體體現。
然而，日本人的實用主義價值觀也產生了極其明顯的負面效應：日本的統治者始終未能學會運用普遍的道德原理去培養有道德素質的人民，他們關心的始終是怎樣馴服被統治者。即使是深刻影響日本社會各個方面的神道教，除了一些用於祭祀的東拼西湊的巫術之外，並無任何規範性的教義或道德信條。抱著實用主義態度看待世界的日本人，不承認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身份等級、統治者的命令這類世俗價值之外還有一個獨立存在的普遍真理或宗教信仰。
普遍性原理缺失的結果是：使日本人養成了一種罕見的察言觀色的能力。一旦情況有變，日本人馬上會如變色龍般調整自己。無論處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日本人都能迅速察覺到力之所在，一旦判明力之所在之後，他們便付諸行動。無論情況如何，也無論目的如何，日本人都會唯力是從，對他們來講，力即正義。
這種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可以邏輯地解釋：為什麼“為了現實的利益可以迅速放棄原有主張”，這種在其他民族看來是缺少誠信的行為，被日本人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