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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封疆大吏劉坤一遠走天國離他而去之際，又一次高舉《獎勵遊學畢業生章程》的奏摺，單槍匹馬，向朝廷力陳遊學生歸國效力，於國於民之種種莫大利端。朝廷接奏後，很快於1903年10月6日欽定。章程對學成歸國者，視其所學等級，分別授予拔貢、舉人、進士和翰林出身，已有以上出身者，則給予相當官職。
1903年11月，張之洞、張百熙等人重定《學堂章程》，並再次籲請朝廷重視。1904年1月13日，終得清廷正式頒發之《欽定學堂章程》，修訂後的《學堂章程》，規定基本學制三段七級，蒙養院和初小各4年和5年，高小4年，中等教育5年，高等教育11年到12年（含通儒院5年，相當於今日的研究生院），高等學堂中劃有預科三年、分科三到四年以及通儒院共三級。此即教育史上早期推行之“癸卯學制”。奠定了中國近、現代教育模式之基礎。
清廷於1904年1月13日即已宣佈，此後科舉取名額將逐科遞減，進士減1/3，生員減1/4。主持策劃教育的張之洞、張百熙等大臣，在此期間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奏，並一針見血地指出“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倖得第之心”，這樣就會“分其砥礪實修之志”，而學堂“決無大興之望”。這些對科舉的批評，包含了新的育才和用才的思想。他們還比照科舉制，指出開辦學堂的意義，“並非專為儲才，乃以開通民智為主，使人人獲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智慧，上知效忠於國，下得自某其生。”學堂所培養之人才，“其才高者，因足以佐治理，次者也不失為合格之國民。”
公元1905年9月2日，清政府終於下令停止進行各級科舉考試，4日又令各省學政專管學堂事務。至此，在中國沿用了整整1300年的選拔官吏的科舉制度，走到了它的歷史盡頭。
附：末代科舉狀元回憶錄
下文系根據參加過末代科舉老人的回憶虛構，以某個人為例再現中狀元的全過程。
入學 1880年農曆十二月的時候，我7歲了，父親說該入學了。開學那天一大早父親就叫我起來沐浴，還給我穿上新衣服，把筆、墨、紙、硯等擺列於祖先神位前，然後敬神祭祖，說是保佑我日後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母親幫我將《三字經》、《千字文》、《幼學詩》三冊啟蒙書，用紅色絲巾包好，綁在腹前，父親還往我口袋裡放一根蔥，讓我帶個算盤，說是這樣讀書就會“聰明”。拜祭後，我抱著包好的紙筆和印有“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的字格簿，父親手提寫有“文星高照”的紅字燈籠引路，帶領我到鎮那頭的學堂。
先生六十多歲年紀，頭戴卜帽，穿了一襲長衫馬褂。他點燃香燭，帶我到孔夫子的神位前，叫我跪在像前對著聖人三拜，再向先生行拜師之禮。
然後，父親給先生送上筆和禮品，請先生為我“啟蒙”。老師把著我的手寫下我的名字“梅成全”，算是“開筆”了。老師叫學童解下綁藏在腹部內的書，放在臺面上，然後揭開《三字經》教我讀，但不是從開頭，就唸末段幾句：“幼而學，壯而行，上致君，下澤民。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垂於後。”最後，唸完“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即算開學。
二、被科舉打敗的中國（5）
童子試 私塾的生活，除了放學回家外，整天都是上課的時間。開始教認字，漸漸讓背四書五經。12學做試帖詩，13學做八股文。剛滿12歲那年，我竟然高中了錢塘縣童子試的第一名。發榜之日，全家都去看榜，入了縣學遊文書院。四十多人一起求學，早上到後山讀書檯上背範文。這樣到16歲應府試，考中博士弟子生，可以免費入讀蘇州紫陽書院。19歲那年，我參加省裡學政主考的院考，得二等第七名，終於成為秀才了。
鄉試 等於全省會考，三年考試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舉行。鄉試考三場，每場考試做三篇八股文，再加一首五言八句的試帖詩。初九日為首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每場都於頭一天，即初八、十一日、十四日點名入場，每場後一日，即初十、十三日、十六日交卷出場。
今年皇上派張尚書和吳翰林充任學臺監考。1897年7月，我和大元、吳二弟兄一行數人，僱了一條民船，到南京參加8月份的江南鄉試。船行了4日，早上到了南京。八月初八寅時（清晨四至五點鐘），我和吳二、大元帶足本場三天考試的吃用和茶酒，放在柳條編織的大“考籃”中，來到貢院門外的關卡。這裡已經是人聲鼎沸了。貢院內都是一排排號筒，面向南成一長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