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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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國家之失，就是社會之得。那時幕府制度下的武士是世襲的，家門由長子繼承。

次子的生路就有了問題。於是他們利用自己的文化優勢，在各蕃（即地方大名手下）當蕃儒、蕃醫，算是有了生計。但後來蕃儒、蕃醫也成了世襲。這些家門的次子照樣沒有工作，結果產生了遊移於各階層之間的文人。

但當時的日本社會自治性比中國強得多。每個家門要和別人競爭、生存下去，都必須自己選用人才。如果自己的兒子不爭氣，就得選擇一個能幹的外人當養子，繼承家門。很多沒有出路的人，透過養子制度，最後在社會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把養子制和科舉比較一下，至少可以得出兩點不同。第一，選拔人才的權力分佈不同。科舉把選拔人才的權力全都集中在國家手裡，養子制則把選拔人才的權力留在社會。第二，國家官僚制度選拔人才，是背對背的集權選拔，要公平只有走絕對的形式理性化之路，一考定終身，而且考試內容很窄很死。日本的養子制度，是社會的私有組織自己選拔人才，辦法是透過長期的觀察而作出決定。

不僅如此，科舉考的無非是些孔孟之道，非常狹窄。選養子則不同。武士、醫生、鞋匠、商人、地主、制酒作坊主等，對養子要求不同，都是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專業”人才，真正可以做到“行行出狀元”。與“富不過三代”的中國比，日本哪怕一個做小買賣的家門，延續的時間也經常超過了幕府政權本身。

這樣的差別，並非雞毛蒜皮。日本這種分散化的教育和選拔人才的體制，使日本社會中的人學“旁門左道”特別容易，對西方的挑戰適應得特別快。比如，雖然中醫是正統醫術，但一些“蘭學家”，透過荷蘭人接觸了歐洲的醫學，並且建立了自己的網路和學統，偷偷解剖犯人的屍體，掌握人體構造。日本人接觸西方之初雖然不如中國充分，但當佩裡率領美國艦隊敲開日本的國門，並送給日本人一些火車模型來炫耀自己的實力時，他們吃驚地觀察到，日本人拿著這些我們中國人所謂的“奇技淫巧”如獲至寶。很明顯，日本人早在書本上把這些玩意兒研究透了，正想一睹實物呢。反觀中國，只要政府不改革，大家還是照樣讀聖賢書，對外面越來越無知。近代以來，中國屢屢敗在日本手下，也就不足怪了。

５。　無可奈何的“廢科”流程

那註定了是一個“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年代。兩江總督劉坤一聯手與其私交甚從之湖廣總督張之洞，分別於1901年7月12日、19日和20日，攜手一口氣斬釘截鐵地連奏三折，向清廷施壓，大有捲土重來，再行變法之勢。此即為“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三折秉承了戊戌變法中諸主張之衣缽，且更詳盡和更具條理性。迫於識時務之朝廷上下臣僚之壓力，面對變法的新政措施，四面楚歌的清王朝只得再圖變法而別無他擇。是月29日，為行變法，施新政，朝廷正式下詔“廢八股，廢武科”。詔書宣佈：“鑑科舉流弊太多，決定從次年起，廢止八股文程式，鄉會試改策論和四書、五經經義。同時命令各省將書院改為學堂，並鼓勵遊學。”10月2日，清廷對朝野鄭重公佈了劉坤一和張之洞的三本奏摺，其中之首折即是《變通政治人才為先折》，建議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獎勵遊學等等。從此各省興辦學堂，留學人數也激增。次年12月17日，於1900年的戰火中被迫停辦的全國最高學府京師大學堂，經過一年的再度籌備，重新開學。90名速成科的學生分別在仕學館和師範館就讀。

二、被科舉打敗的中國（4）

這期間，國內的教育改革進入了緊鑼密鼓的全面策劃中。1902年8月15日，當朝管學大臣張百熙正式向朝廷進呈其主持定製的《京師大學堂章程》、《考選入學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小學堂章程》以及《蒙學堂章程》各一份，共6件，候旨頒行。該章程規定教育年限20年，初等教育10年，中等教育4年，高等教育6年，規定於高小、中學、師範高等學堂和大學堂完成學業者，分別給予附生、貢生、舉人和進士稱號。隨後京師大學堂擴建校舍，廣購書籍儀器並附設譯書局，招預科生1000餘人等等，為正處在極度陣痛中的中國教育改革作出了實實在在的準備。

於是中國早期國民教育中最讓人不可理喻的一幕出現了：還沒有完全從科舉制中走出來的中國知識界，既保留了從國內各學堂源源不斷輸出留學生的求學場面，又保留了回國留學生甩著長辮兒走進殿試考場的求官場面！

兼管教育的湖廣大臣張之洞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