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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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造船，依然體現了近代中國技術落後的嚴重問題。除了“鎮安”及後來的同型艦“馭遠”與國外同級別軍艦尚有可較之處外，其餘船隻不過是炮艇罷了。且由於國內經濟、技術貧弱，大批原材料只能從國外進口，且主持建造的也依舊是外國工程技術人員。建一船所耗費的財力，往往超過外購軍艦的一倍還多。從經濟的角度分析，這是不合適的。而且整個清軍陸軍正在全面換裝，加之圍剿捻軍餘部的壓力，江南製造局的主要精力不得不用於生產大量的軍火。因此，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儘管曾國藩、李鴻章、馬新貽等人全力支援，也沒有能夠繼續開工。中國國產艦船的建造轉到了左宗棠開辦的福州船政局。

影子對手：不真切的現實（3）

1866年，左宗棠上書清廷提請建設福州船政局。與李鴻章相比，左宗棠更清醒地認識到擁有自己的製造能力的重要作用。而以恭親王為首的清廷對於練兵制器的重要意義也同樣認識深刻，因而痛快地答應了左宗棠的計劃。鑑於李－阿艦隊的教訓，左宗棠十分重視保證中國方面掌握權力，與法國方面所定的條約規定相當細緻。但不久，左宗棠就因為受命西征而必須離開閩浙總督的位置。臨行前，左宗棠唯恐船政局半途而廢，乃推舉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接替自己主管船政局的全面工作。

沈葆楨接掌船政局後，船政局各項規章制度及生產開始走向正軌。至同治十二年（1874年），船政局已經先後製造了“萬年青”、“湄雲”、“福星”、“伏波”、“安瀾”、“鎮海”、“揚武”、“飛雲”、“靖遠”、“振威”、“濟安”、“永保”、“海鏡”、“琛航”、“大雅”15艘艦船。但同江南製造局一樣，存在著自制艦船成本費用過高，仍需要進口外國原材料、主要產品仍需要外國工程師主持建造等一系列問題。然而，考慮到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製造業基礎，也完全沒有技術儲備，能達到這樣的程度，依然應該說是給中國的海軍裝備建設開啟了一個艱難但卻還算不壞的開局。

在江南製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機器開始轟鳴運轉之際，一個在中國海軍史上甚至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更為重要的事情在悄無聲息中開始了。它就是福州船政學堂。

福州船政學堂與福州船政局幾乎是同時開辦的，創始人也是左宗棠。左宗棠根據其行軍治政的經驗，意識到艦船易造，人才難求。最重要的還是要培養出一批能夠駕駛近代艦船巡守海疆的人才，而這樣的人才同製造、技術一樣，國內毫無根基，只能從現在開始著手培養。因此，在與法國方面簽訂的條約中，專門規定了創辦學堂，教授製造、駕駛知識的內容。

1867年1月6日，學堂正式開學，招收了嚴宗光（嚴復）、羅豐祿、林泰增、方伯謙、林永升、黃建勳、蔣超英、葉祖圭、邱寶仁、何心川等數十人，年齡均在12—15歲之間。後又招入張成、呂翰、鄧世昌、林國祥等。從首屆學生的地域看，主要以福建省人士居多，其他省皆少，這主要是由於習慣、傳統及路途等原因，但也因此導致了後來海軍中幾乎成了福建人的天下，福建人相互援引、支援，對非閩籍將領排擠，逐漸形成了後來所稱的“閩黨”，似乎正是由此開端的……但不管怎麼說，船政學堂培養出了中國海軍第一批指揮官，解決了近代戰艦無人可以操作、指揮的嚴峻問題，為近代中國海軍的發展奠定了極其重要的根基。

日本如影隨形

幾乎與此同時，日本近代海軍開始建立，中國潛在的敵手開始靜悄悄地孵化。儘管此時的中國還未察覺。

日本開國雖然遲於中國十幾年，但是之前有一段預警時間。日本人憑藉“神風”逃脫蒙古鐵騎後，對“外國侵略”四字一向最為敏感，鴉片戰爭之役，在日本看來誠為東亞頭等龐然大物的中國，竟然被勞師遠征的小股英軍打翻在地，此事對日本刺激頗為深刻。上至幕府、下至民間，危機意識馬上增強。早在鴉片戰爭剛剛結束的1842年（天保十三年），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松代藩武士佐久間象山就向擔任幕府老中的藩主真田幸貫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八策，後被幕府採納。另一位著名思想家、貧窮武士出生的勝海舟則在江戶開辦蘭學私塾，經人推薦，擔任了幕府御用翻譯，從此擔當起了挽救德川幕府末路命運的重任。

除了為幕府效勞的人才之外，吉田松蔭、橋本左內等立志改革國家、富國強兵的學者也在民間開辦講塾、著書立說，譴責幕府的腐敗與無能，倡導富國強兵的目標。吉田松蔭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和外國的條約既已簽訂，日方就不能背約。今後應當努力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