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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船。蚊子船是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天才設計師倫道爾設計的一種裝有巨炮的淺水炮艦,其排水量僅僅300—400噸,而裝有一門裝載於2000噸以上軍艦的大型火炮,因火炮炮口前出於船身,類似蚊子尖嘴,故名之為“蚊子船”。該型船隻攻擊力較強,但因為火炮不能轉動,完全依靠船身調整來瞄準,因此機動性大受限制。且航速有限,基本上沒有什麼海上作戰的能力,主要是作為水上機動炮臺配合陸地固定的岸炮防禦海岸線之用。從效能及設計思想來看,在當時不失為一種相當先進且價效比優良的海軍武器。但坦率地說,這僅僅是海防力量,而於李鴻章等人需要的構建海上機動打擊力量的目標相去甚遠,李鴻章從此也認識到,想組建近代海軍,還是必須依靠大型鐵甲戰艦,單純的輕型船隻是沒有爭奪制海權的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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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程式:李鴻章佈局(2)
隨即,李鴻章又為北洋水師訂購了“超勇”、“揚威”2艘巡洋艦,當時又稱為“快碰船”。1880年,鑑於西北中俄伊犁交涉甚為緊張,李鴻章等人終於決心在德國伏爾鏗船廠訂造了後來著名的“定遠”和“鎮遠”鐵甲艦。此二艦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屬於第一流水準,在遠東更是無有對手。而這兩艘戰艦耗銀高達340萬兩,對於當時年支出不過7000萬兩左右的清廷來說,實在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李鴻章為此屢屢致信在德國監造的李鳳苞等人,叮囑其一定認真考校。隨後,又在德國訂造了1艘裝甲巡洋艦“濟遠”。
鑑於海防薄弱導致西方侵略者屢屢從海上入侵,甚至剛剛開始明治維新、實力遠遠弱於中國的日本也敢於侵略臺灣的慘痛教訓,清廷為了加強海防可謂不遺餘力。晚清常例的財源主要包括地丁銀、雜賦銀、糧折、耗羨、鹽稅、常稅、漕折漕項、租息,另有厘金、洋稅、關稅、捐輸、完繳和一些其他的稅源,年收入總計約在8000萬兩上下,但其年常規支出即有7000萬兩左右。而晚清時期先後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阿古柏等大規模戰亂、叛亂,僅左宗棠出兵西北平叛一項,就耗銀達5230萬兩之多。朝廷左支右絀,深感財力維艱。而近代海軍更是一個費銀子的事業。李鴻章就任北洋大臣之後,最頭疼的就是經費問題。為此專折上奏:“凡事非財不行,而北洋三省財力最窘,無別可籌之款……適當茲經費支拙之地,彷徨無錯,展布何從?”
儘管面臨巨大的財政困難,恭親王等人加強海防、購買近代大型軍艦的決心不變。為此,總理衙門和戶部奏請由洋稅(海關稅)和厘金(工商業稅)項下撥解南北洋海防經費,每年合計約達400萬兩。儘管由於各地財政拮据,且由於鎮壓太平天國,地方軍閥興起,初步形成了外重內輕的格局而導致每年實際解送款數達不到這一標準,但對於日益艱困的晚清財政來說,也實在是一筆巨大的款項了。
建設近代海軍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員的選拔。
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學堂,給近代中國海軍打下了最堅實的一塊基礎。在沈葆楨的嚴格督促下,其培訓的前幾屆學生無疑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海軍人才。為進一步提高這些優秀學員的海軍素質,1873年12月26日,陝甘總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楨、閩浙總督李鶴年、福建巡撫王凱泰連銜上奏,請選派船政學堂優秀學員赴英法留學,恭親王和李鴻章對此極力支援。1875年,劉步蟾、林泰曾等幾名學員赴英法留學。1877年,第二批多達30人的公派留學人員抵英。在一期學員中,除鄧世昌因成績優異率先帶艦而未能留學外,其餘絕大部分學生都赴英法深造,使得這批學生素質得到極大提高,成為了日後北洋海軍的骨幹。
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早的軍事留學生,與容閎所帶出的赴美留學生遙相呼應,開創了中國近代史第一次留學高潮。
隨著沈葆楨的辭世和丁日昌的去職,以及李鴻章籌辦天津船政學堂,從福州船政學堂抽調了大批骨幹後,福州船政學堂學風日下,學生素質明顯降低。而天津船政學堂則在李鴻章的重視下,辦學質量逐漸上升,成為了日後北洋海軍後備力量的骨幹。然而令人悲哀的是,1881年,由於朝野強大的頑固保守的舊式士大夫勢力的反對聲浪,所有的留學計劃都被迫取消,一大批仍在海外進修學業的留學生被迫提前返國,這批留學生後來大半被分配給北洋水師和福州船政局。儘管這些學員的返回對充實海軍力量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用,但較之初衷,實在難說沒有空留餘恨!
李鴻章的購艦計劃確實比較迅速地